郎咸平说:公司的秘密

郎咸平说:公司的秘密

《郎咸平说:公司的秘密》读后感 :

看书要看出本质的东西-郎咸平说  我想这也是我们应该做到的。  非知之艰,行之唯艰,意思是知易行难。  这和知难行易是二律背反的哲学命题吗?...... 【完全阅读本读后感

郎咸平学术成就 转载他人文章、很尊敬郎老师 !!他是华人里面在经济与金融方面的最为杰出的大家了!!尊敬,时刻激励自己,向他学习,做点属于自己的东西!!笔者主要从事金融理论研究,在一...... 【完全阅读本读后感

这是一本普及常识的书。我相信有许许多多的经济学者早就知道的,为什么不是他们来说呢?我是说为什么没有人早点告诉我们这些普通的消费者呢?是他们持不同看法?    &...... 【完全阅读本读后感

《郎咸平说:公司的秘密》当当编辑推荐:

1、本书以现场观众与郎教授互动的形式,向普通百姓简单生动地普及了与公司治理相关的基础知识。
2、本书语言犀利、视角独特,是百姓们了解公司秘密的得力武器。
本书中郎咸平教授生动活泼、通俗直白、犀利幽默的语言不但令人忍俊不禁,而且深刻揭露了股份制的起源、企业品牌的建设、广告宣传的策略、公司治理的要点、股东与债权人的恩怨等鲜为人知的“公司的秘密”,让读者茅塞顿开:原来我一直被公司“蒙在鼓里”!
全国百家电视台,《郎咸平说》正在播出
  郎咸平说:你理解的公司正确吗?
  股票市场就是“白条”市场,它就是要将“白条”卖给傻瓜。
  《反托拉斯法》其实就是反信托基金法,也就是反大家族法。
  一个没有良知的有限公司,是最容易成为剥削老百姓的公司的。
  中国目前的股票市场既无信托责任又无有效监管。
  中国企业家“擅长”做大做强,不赚钱他都会弄得很大,不符合行业本质,他同样要做。
  恒源祥的广告声嘶力竭,它的营销方针就是宁愿被人谩骂,也不愿被人忘记。
  我个人从来不认为我们一定需要一个繁荣的股票市场,我更希望看到的是一个藏富于民的社会。

《郎咸平说:公司的秘密》亚马逊编辑推荐:

1932年,伯利和米恩斯两位教授合写了一本关于美国股权结构的书。通过一系列的“治理”措施,最终也把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化解掉,使成本变成财富。这个转便很重要,这是“公司治理”这一伟大课题的开始。
公司治理的目的就是探讨如何监督职业经理人以图利小股东。为了确保经理人能按小股民的意愿办事,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经理人与小股民在事先签订一份“激励合同”。但目前它也几乎只存在于美国及英国,激励合同在欧洲大陆以及亚洲还是不能扮演重要的角色。
公司除了小股民以外,还有债权人。债权人和小股民不一样。不论是大银行团或是小债权人,他们会得到比小股民更多的法律保护。由于亚洲国家的法制体系对于债权的保护非常的不到位,而且也由于是家族银行,因此,法制化的作用也不大。
谈及如何进行公司治理,郎教授认为公司治理的基础共分五个:《普通法》的公平概念被引入;信托责任;严刑峻法以保障公平;严刑峻法保证信托责任的推行;社会主义式的民主制度。
据书中的分析而言,保护小股民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通过信托责任,激励合同和政府的有效监管而完善。因此,这个保护小股民治理结构的建立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如何建立一套保护债权人的治理结构,那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了,目前根本没有答案。因此,这也是我们国家银行改革所将面临的最大问题。

《郎咸平说:公司的秘密》内容简介 :

1932年,伯利和米恩斯两位教授合写了一本关于美国股权结构的书。通过一系列的“治理”措施,最终也把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化解掉,使成本变成财富。这个转便很重要,这是“公司治理”这一伟大课题的开始。
公司治理的目的就是探讨如何监督职业经理人以图利小股东。为了确保经理人能按小股民的意愿办事,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经理人与小股民在事先签订一份“激励合同”。但目前它也几乎只存在于美国及英国,激励合同在欧洲大陆以及亚洲还是不能扮演重要的角色。
公司除了小股民以外,还有债权人。债权人和小股民不一样。不论是大银行团或是小债权人,他们会得到比小股民更多的法律保护。由于亚洲国家的法制体系对于债权的保护非常的不到位,而且也由于是家族银行,因此,法制化的作用也不大。
谈及如何进行公司治理,郎教授认为公司治理的基础共分五个:《普通法》的公平概念被引入;信托责任;严刑峻法以保障公平;严刑峻法保证信托责任的推行;社会主义式的民主制度。
据书中的分析而言,保护小股民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通过信托责任,激励合同和政府的有效监管而完善。因此,这个保护小股民治理结构的建立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如何建立一套保护债权人的治理结构,那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了,目前根本没有答案。因此,这也是我们国家银行改革所将面临的最大问题。

《郎咸平说:公司的秘密》作者简介 :

郎咸平,美国沃顿商学院博士。曾任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教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被公认为是公司治理方面的顶级学者。
中文著作有《操纵》、《整合》、《运作》、《思维》、《标本》、《科幻》、《模式》、《突围》、《误区》、《中国式MBO》、《本质Ⅰ》、《本质Ⅱ》、《本质Ⅲ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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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公司的秘密
也说说我自己
我不反对股份制
 我也谈历史:股份制的起源
 良心:股份制成功的基础
 卡尔文:救赎的价格弹性等于零
 马蹬上的骑士:大国崛起
 股票市场:将“白条”卖给傻瓜
 法治化:让你不敢没有良心
 改制:形体来了,却没有灵魂
 劣根性:郎咸平也谈三国
 经历阵痛:为下一代建立信托责任
 秘密:要成功必须把握本质
品牌背后的故事
 品牌是个大问题:李宁PK耐克、阿迪达斯
 中国企业的困惑:守不住,也出不去
 参与竞争:摘掉制造业大国的帽子
 控制整条产业链:在流通环节节省成本
 迈人产业链时代:中国企业该何去何从
 LG与普拉达联姻:探究产品的精神
 品牌老化:产品的精神淡出人们的视线
广告的是与非
 “分”和“无聊”:广告的本质
 自我膨胀:中国企业家“擅长”做大做强
 恒源祥:一则广告引发的“血案”
 宝洁:用广告征服中国人
 欧莱雅:强调产品的细化
 橡果国际:折射企业家的经营理念
 行业本质:企业成功的关键
 TCL的教训:符合行业本质的策略才是正确的
 把握行业本质:企业家智慧得以升华
回顾公司治理的历史
 1720年的欧洲:公司治理的历史背景
公司治理的五大基础
 基础一:普通法的公平概念被引入
 基础二:信托责任
 基础三:严刑峻法以保障公平
 基础四:法治化保证信托责任的推行
 基础五:社会主义式的民主制度
 伯利和米恩斯:开创公司治理先河
小股民、大股东与债权人
 激励合同:将经理人与小股民的利益联系起来
 强化公司治理:大股东所扮演的角色
 法治环境:决定债权人是否需要公司治理的保护
 在美国:小股民、大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恩怨
 银行:在德国和日本扮演何种角色
 银行:遭受亚洲家族的剥削
如何建立一套保护债权人的公司汉理机制
 MBO:能否在亚洲生根
 国有银行:产生的问题与做出的贡献
 银行改革:应该如何进行监管
 结论
后记:我的学术研究生涯
 阶段一(1986-1989年)
 阶段二(1989-1994年)
 阶段三(1994-1996年)
 阶段四(1997-现在)
 金融学与投资学

……

当当书摘插图 :

也说说我自己
  观众:郎教授,你的父母好像不是台湾本地人,他们是怎么来到台湾的呢?
  郎成平:我的父亲和母亲曾在张学良先生创办的东北大学读书,父亲读的是经济系,母亲读的是化工系。他们毕业的时候已经是1949年了。我的父亲随即加入国民党刘安祺将军的部队26军,他一参军即被授予上尉军衔。国民党大势已去后,26军从青岛撤退,大概有二三十万山东人撤退到台湾,所以在那里山东人特别多。撤退的时候每一个军官一般都带一箱子的黄金、白银,但我的父亲这个人特别有趣,他带了一箱青岛啤酒、三块大洋和我的母亲就上路了。那时,母亲还怀着我的哥哥,父亲花了两块大洋给母亲买了一个床位,供她睡觉。在台湾的基隆,他们下了船,因为第一次看到香蕉,所以父亲又花了一块大洋,买了一串香蕉。从此,他身无分文,就到部队里去报到了。以后,父亲就一直在台湾,始终没有脱离部队。
  观众:郎教授,能不能谈谈你的童年和你的家庭?
  郎成平:我的母亲到台湾后,一直在学校里教书。1950年,她在台南生下了我的哥哥;1952年,在台中生下了我的姐姐,然后全家又搬到桃园,她在桃园生下了我,那时是1956年。母亲怀我的时候曾经算过命,算命先生说:“你这个孩子养不大,12岁必死,没有可能闯过这一关。”母亲不信这些,坚持不堕胎,最后生下我。我从小就体弱多病,父母都特疼我,怕我死掉。他们的身体都好,就我的身体不好,我那时几乎天天生病。小时候,我最容易扁桃体发炎,父母大概要一个礼拜带我去3次医院打抗生素、吃药,养大我很费力。我小时候也尿床,一直尿到12岁,反正各方面都不是很正常,到了12岁过了以后,我的身体就比较正常,也不再尿床了。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大概能赚3000台币,也就是大概70美元,母亲赚的钱也差不多是这个水平。父亲到了台湾以后,就进入了蒋经国创办的政治作战学校(即政工干校)研究生班第一期。他随后在部队里一直当政工(辅导员)。在台湾,政工比指挥官低一级。父亲在空军里一直处于政工的位置。他随着部队到处驻防。1958年,父亲跟随部队调到妈祖,那时我才2岁。根据父亲的说法,国民党当时得到情报认为解放军首要的攻击目标是妈祖而不是金门。蒋介石紧张坏了,不断地去妈祖招集军官训话。当时,父亲是防空炮兵团的中校政战部主任,也就是政委的意思。蒋介石到了他们部队告诉这些军官说“共匪”要打过来了,这是大家建功立业的好机会。于是,父亲他们就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结果仗没开打,解放军转攻金门去了。
  因为母亲学的是化工,所以在学校里教化学。台湾地区初中、高中、大学升学都要考化学,所以对升学补习班的师资需求极为强烈,而且好老师也不多。母亲在台湾地区是化学界的名师,所以整日忙着到各地补习班讲课。她一个礼拜最多教过76小时的课,为了养家,母亲非常辛苦。母亲支撑着这个家,我们家的兄弟姐妹都非常感激她。但父亲也没有办法,因为他是当兵的,所以钱赚得很少。父亲看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不怎么好,母亲也很辛苦,于是希望退下来,去高中当军训教官,因为这样的话,生活就会稳定,赚的钱也会比较多一点。但当时,母亲极力反对,说这样不好,一个男人做教官没有升迁的机会,她还是鼓励父亲留在部队。不过还好,父亲在部队很受长官的赏识,所以前期一直很顺利,他在42岁时,就已升至空军少将了,当时在台湾地区算是相当的快了。他那时意气风发,不可一世,因此也得罪了不少的领导,这就为日后的提前退休种下主因。我还记得在上初中时,他很骄傲地跟我说:“别人问我这一辈子最骄傲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从来没带着你们的母亲到别人家去磕过头、送过礼……”当时,我们都觉得父亲很伟大,但这种不可一世的态度似乎加深了别人对他的敌视。
  父亲升到少将以后,就接任空军防空炮兵政委职务,然后又调去空军供应司令部担任政委,最后又调到“空军总部”当第二政委,在这个位置上,他干了10年,这也算是做到头了。因为空军第一政委一定是要飞行员干的,这是台湾地区空军的传统。一般搞政工的,出来是坐不到这个位置的。由于后期不获空军第一政委的喜爱,因此,父亲在52岁时就退休了。当时,他毕竟还很年轻,因此,退下来后做起了生意,但也却没赚到什么钱。母亲并不支持父亲做生意,但没办法,这么年轻的男人,才52岁就待在家里做什么呢?而且,父亲做国民党的将官时,都是前护后拥的。我还记得父亲做到少将以后,冰箱里、客厅的橱柜里到处都堆满了他喜欢的XO洋酒、555香烟、黄鱼、鲥鱼等等,我们也跟着沾了光,这和大陆的情况似乎有点相似。我还记的父亲喜欢吃鲥鱼,他的一些部下还派人到渔船上替我父亲找鲥鱼,这也可以说是比较腐败的。但在52岁时,他突然退下来,就再也没人理会了,父亲的心里肯定是不好受的。
  父亲长时间待在部队里,脾气极坏,我和他很难相处。母亲很疼我,但她在补习班里教书,没有时间陪我。那时,姐姐住校,哥哥也在读大学,他们比我大很多,也很少在家,要回来也是晚上十一二点钟,那时我已睡了。我下午放学后就一个人待在家里,礼拜六、礼拜天也都只是我一个人待在家里,我始终不明白当初为何不出去和别人玩耍,一个人待在家里干什么。我跟姐姐相处得糟透了,我晚上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姐姐只要一回来,一定会把电视抢过去看她自己喜欢看的节目,只要我有意见,她一定会和我大打一架。哥哥跟我的关系不错,他经常帮助我,但他很忙,很少回来。哥哥说我这个人小时候古怪,我想从小孤独应该是主因。
  母亲很爱我,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人,我从来没看见她哭过。父亲说母亲的头发特别硬,头发硬的人性格坚强。父亲还说母亲的眼泪是金豆,从来没在他的面前掉过。母亲比较节省,我们家的剩菜、剩饭她都会吃下去。母亲炒菜的水平很差,父亲埋怨了一辈子。而且母亲也不是一个细心体贴、有女人味的人,她比父亲大三岁,也比父亲高,而且母亲学问又高,又是我们家赚钱最多的事业型女强人。坏脾气的父亲和母亲经常吵架,但母亲对父亲的爱是至死不渝的。我的大儿子就从来不明白爷爷有何魅力这么吸引奶奶。1999年,儿子看到我父亲20多岁时的照片,他说:“哎呀!怎么这么帅呀!”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奶奶那么爱爷爷了。算命的曾对我说,我母亲跟父亲是上一辈子的孽缘,上一辈子她欠父亲的,所以这辈子得还。有时候,他们吵架时,父亲还会很气愤地说:“上一辈子你欠我的,不用你还了好不好。”
  观众:郎教授,你当初在学校一定是个优等生吧,能否回忆一下你的中小学求学时代?
  郎成平: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成绩一直很差。当时,小学一到四年级时我连书都不会念,而且似乎什么都不如人家,包括体育、艺术等。我对自己完全不认可,由于当时属于坏学生的缘故,因此内心充满了自卑感,而且我对未来也不敢有什么想法。在小学五年级时,我被分到特别班,由老师对我们这些跟不上进度的同学做特别的辅导。记的父亲在我小学五年级时,拿了一个算术摸拟考试的试卷让我作练习,满分是100分,我辛辛苦苦地做完以后,却只得了5分,那个算数题目特难做,我根本没有任何概念。还好,就在我六年级时,小学生就不用考初中了,于是我成为了台湾地区第一届小学直升初中的学生。
  我进了大同中学。我们那一年级有26个班,我被分到15班。我们的班主任黄升焕凶极了,他就是那种在日本帝国主义教育下成长的日本式的大男人。眼镜圆圆的,他最喜欢耍弄日本武士刀,还经常给我们看他的武士刀,我们羡慕的要命。为了有效地控制班上的学生,黄老师就学习日本传统——指定密探,将喜欢上课讲话或做小动作的学生名字记下来,下课后再逐一修理。密探都由班里前10名的好学生来做,他们不会登记好学生,专门登记差学生。班里总共有50多个人,但班上经常挨打的差学生大概超过20多个人。我的学习成绩不好,属于那种经常被打的学生。而且好学生坐的位置也好,差学生就坐在教室的四周或最后面,我当时就坐在最后面。黄老师打人的花样很多,有时叫我们匍匐前进在地上爬,爬得越慢打得越凶,爬起来又坐在桌子上打大腿,好痛,打手心算是最轻的。
  初一念到一半时,我们就搬家了,搬到了离学校很远的地方,于是我上学要骑车。父亲说大同中学好,不要我转学。因此,每天早上我必须骑一个小时的单车上学,路又远,车又多,骑车很危险,再加上那个时候老师经常打我,所以我感到上学痛苦极了。
  到了初二,由于我的学习成绩太差,所以母亲就给我找了一个家庭教师补习英文,好像从那以后,我的成绩稍微有些起色。有一天,黄老师突然问了我一句话:“这学期家里是不是有补习呀?”我说:“对。”他好像很不高兴,因为我没有找他补习。
  到了初三分班的时候,我被分到“放牛班”,“放牛班”就是不升学班,是供那些没有出息的差生上学的班,我们当时有七个差同学都被分到“放牛班”了。当时我心里还有点愤愤不平,叫母亲去找关系帮我弄到升学班里去,母亲说分到什么班无所谓,只要自已用功即可,她没时间去管我的事,她要教书赚钱。父亲在部队里根本也不知道这件事。没办法,我只有乖乖地待在“放牛班”里了。“放牛班”很可怕,有很多流氓跟太保。因此,从小我就对台湾地区的流氓、太保黑道非常熟悉。我在学校几乎是天天打架(基本上都是被打)。初三的时候,我感觉非常不愉快,很讨厌上学。
  观众:郎教授,你当时对自己的将来有什么打算?
  郎成平:我被分到“放牛班”后几乎天天挨打,那时真不想念书,想去念陆军军官学校。初中毕业后,我也去考过陆军军官学校预备班(陆军幼校),想出来以后当军人,但由于近视的缘故,体检没有通过,否则我当时就考上了,现在可能也是个军官。到了初三,被分到“放牛班”以后,我才发现自己当时所接触的同学基本上都是社会最底层的人,而且他们中很多都是家庭很贫困的同学。
  在“放牛班”时,我学木工,准备出来就业之用,到现在我的木工还是做得很好,只是目前无用武之地而已。当时,我先学木工,准备再学电工。但我的电工学得不太好,好像我对电子线路不太上手,学了一个学期之后,发现不行,因此将精力全部投入到学习木工上面了。我们学校当时还有实习工厂,工厂里面有车床、刨床、锯床等等,工具很全。我木工练得很好,准备出来先做木工学徒,再开个木工厂。我可以把一棵树做成一套漂亮的家具。那时侯,我们戴着粗的白手套,十几个人搬一棵树,我们有一个大机器,我也不晓得叫什么名字了,把位置调好以后,把树放进去,出来就是长方形的木板,长方形木板再放到另外一个机床里进行切割,要几块板就切几块板,很方便。工厂里有一个锯床,锯子就在锯床中间快速地转动,一不小心就会将整只手指割下,我们使用这台机器的时候都非常地小心。我们那个小组就能把木板切割成任何想要的形状,到最后再用细刀具、沙具磨,磨得很漂亮,做任何家具都没有问题。我们“放牛班”出来的很多同学当了木匠、水泥匠,有的还当了包工头,承包建筑工程,也有的同学当了老板。从“放牛班”出来再升学的学生基本上只有去念职业学校了,到最后念到大学的据我所知只有两位学生,其中一位就是我。
  那时候,看到学习成绩好的同学,我就很羡慕,心里的自卑感也很强。到现在,学校几个第一名的同学,我都还记得他们的名字。15班的第一名叫陈绍华,还有一个3班第一名的同学叫马学勇,我对他们简直崇拜极了。有一次,陈绍华向我借水彩,我觉得好光荣,他还握了一下我的手,表示感谢,我当时觉得激动极了。3班的马学勇可以说是我所在的年级里最聪明的学生了,他经常考全校第一名,但他根本没有可能向我借水彩。马学勇考上了最好的高中——台湾“建国”中学,然后又考到台湾大学电机系。
  观众:郎教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是如何考上高中的呢?
  郎成平:在考高中之前,我一直没有好好念书,我在努力地做木工。到临考的前三个月举行摸拟考试时,在1000多名考生中,我考了800多名,在当时看来我的未来是没什么希望了。马学勇、陈绍华都是前三名,我每天还梦想着把我的水彩借给他们两个用。想想800多名的这种成绩就算考军校恐怕也不行。当时,我还是不太想做木工,潜意识里还是想升学的。就这样在考前三个月的时候,我感到了压力,就想好好念书了。但是,念课本肯定是来不及了,于是我就只好念《考前30分》。大家可能会问我什么叫《考前30分》?比如说整个6册的历史课本可以浓缩成那么1小本《考前30分》,50页左右(A4纸的1/3大小),那是给考生在考前30分钟复习用的。别人考历史得读6大本,而我只看1小本。反正考6科嘛,我就随便买了6小本来读。临考前的两个月,第二次摸拟考时我考了500多名,临考试前的一个月,第三次摸拟考时我考到300多名。然后参加高考时,我竟然意外地考上了第三志愿。我的第一志愿是“建国”中学,第二志愿是师大附中,第三志愿是成功中学,当时以我的水平而言能考上第三志愿是很不起的了。我们整个学校考上高中的总共不到300人,而我能够在1 000多人中,考上这个学校已经很不容易了。当时,在很多种版本的《考前30分》中,就只有我买的那种抓题抓的最准了。我也不晓得为何我会选择那一种《考前30分》,这真是造化捉弄人。我想如果当时买别的版本的《考前30分》那不就完了吗,那真的就只有当木工了。
观众:郎教授,你内心有没有反抗过以前所受的待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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