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教育的历史探究》亚马逊编辑推荐：
《中国领导教育的历史探究》尝试以问题与时代相结合的形式，借重多学科交叉互补的思维理路和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中国领导教育的历史发展进行全方位的深入透视，力求揭示中国领导教育的基本形态和本质特征，把握其运行轨迹和发展趋势，以期对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机制提供必要的本土历史经验，并希望对领导教育学和教育史的学科建设有所贡献。
《中国领导教育的历史探究》内容简介 ：
领导教育学是近年来领导学与教育学联姻的产物，中国领导教育史则是一个有待深入开掘且极富魅力的研究领域。已出版的相关研究著作有：田广清等著《中国领导思想史》（九州出版社2003年）、许倬云著《从历史看领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曾宪年著《老子领导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等；但至今仍缺少一部较为系统的中国领导教育研究著作。经过课题组成员的多年资料爬梳和思想积累，本书尝试以问题与时代相结合的形式，借重多学科交叉互补的思维理路和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中国领导教育的历史发展进行全方位的深入透视，力求揭示中国领导教育的基本形态和本质特征，把握其运行轨迹和发展趋势，以期对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机制提供必要的本土历史经验，并希望对领导教育学和教育史的学科建设有所贡献。全书共分十二章。
本书尝试以问题与时代相结合的形式，借重多学科交叉互补的思维理路和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中国领导教育的历史发展进行全方位的深入透视，力求揭示中国领导教育的基本形态和本质特征，把握其运行轨迹和发展趋势，以期对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机制提供必要的本土历史经验，并希望对领导教育学和教育史的学科建设有所贡献。
亚马逊目录 ：
前言
第一章先秦多元的社会政治理想与领导教育方略
第二章“独尊儒术”政策的确立与儒家领导教育的制度设计
第三章才性之辩与领导教育的学理沉思
第四章科举制度的兴起及其对中国领导教育发展的制衡
第五章中国传统领导教育的个案考察:帝王教育的历史透视
第六章传统官吏的考核与基层领导的教育及自我修养
第七章“义利之辩”的再兴:事功派、理学派领导教育的理论争锋与学术影响
第八章“西学东渐”与中国领导教育传统的近代转轨
第九章“人尽其才”与中国领导教育思想的深层变革
第十章中国女子领导教育的萌生与发展
第十一章现代文官制度、教育制度的建立与中国领导教育的现代转型
第十二章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家的领导教育智慧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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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当书摘插图 ：
第一章 先秦多元的社会政治理想与领导教育方略
第二节 以道德教育为核心的儒空领导教育设计
一、仁政与礼治：儒家的政治理想
（一）仁政
儒家对社会秩序的设计出于他们对人性的认识。社会控制理论的创始人E·A·罗斯（E.A.Rose）认为，弄清人类的天性在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在他看来，同情心、友善、正义感和怨恨是人的天性。在良好的环境中，这些天性能够产生出一个纯粹的自然秩序，但这样一种秩序远不完善。当社会交往日益密切、社会利益日益分化和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时，自然秩序就会受到破坏。这时，就需要通过社会控制建立和维护一种人工的社会秩序。对儒家而言，对人性的假设正构成了如何进行社会控制的理论依据。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认为：“性相近，习相远”，即人的本性是相近的，由于后天环境和所受教育的差异，人的品行、习性才逐渐有了差别。在孔子看来，人之“相近”的性是“仁”。作为一种德性，仁既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也是社会整合的原则。理想的政治就是每个人都能够本着仁的原则做好自己的本分。因此，孔子主张实行“仁政”，施行仁政就是把道德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论语》“为政篇”开篇即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的意思是，用道德来治理国家，自己便会像北极星一般，在一定的位置上，别的星辰都围绕着它。
孔子仁政的思想在战国中期被孟子和荀子发扬光大，成为统治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基础。孟子主张要用“仁政”和“王道”来建立社会秩序，实行社会控制：“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同样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荀子对人性的看法与孟子截然相反，但同样得出必须行仁政的结论。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亦即，人的本性是恶的，如果没有“化性起伪”的过程，就会走上恶的道路；而“化性起伪”的工具就是礼，也就是社会性的道德规范。基于此，荀子提出了一整套以“礼”为主体的从观念到行为的规范体系，并为推行这套规范体系构想了具体的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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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书摘插图 ：
第二次鸦片战争彻底粉碎了清政府“万年和约”的美梦，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风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腐朽的清王朝内忧外患，“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患；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②。面对内外交困的形势，清王朝内部一些比较清醒的朝廷重臣和封疆大吏在处理国家事务、与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中华帝国“面临千古未有之变局”。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说：“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制，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③内外夹攻、四面楚歌，清王朝风雨飘摇，要“剿平内患”和“防御外侮”，就必须走“自强”之路，学习西方自然科学技术，从而在19世纪60年代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洋务运动。
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创了中国早期现代化器物变革的理论自觉，奕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将“师夷”的思想付诸实践。随着西学引进韵深入，必然导致传统价值观的松懈和洋务人才观的兴起，而且直接促使人们反思西学引进之后的中西学关系。作为理论反应，洋务派逐渐提炼出“中体西用”的教育哲学命题。这一命题虽没有从根本上冲破传统教育的藩篱，但毕竟打开了缺口，开始了西方器物文化的主动输入，标志着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
序言 ：
作为现代概念的“领导”(1eadership)和领导教育(1eadeI‘ship edtleation)，相对于民众和民众教育，是旨在培养领导者或具领袖气质人才的教育。这种教育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必然要烙上特定时代的印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其干部教育或在职干部教育就是一种较为典型的领导教育。同理，资本主义社会的精英教育，也同样属于领导教育。
回到中国传统世界，中国古代语汇中本没有“领导”这一流行语，与之相对应的是治理国家的各级各类官吏，如王、大王、帝、皇帝、天子、君、国君、诸侯、将、相、吏等名称；领导教育的目标，就是如何使人成为一名合格的君主或官员，也包括对当政者，即在职官员的教育。在此意义上，领导教育大致相当于陈东原先生所说的“养士教育”。他说：“汉代已有‘遗子黄金满簏，不如教子一经’之语；宋代而后，社会观念遂成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了。所以我称这一时期(指西汉至清末--引者注)为‘养士教育时期’。……养士教育就是统治阶级的教育。”①平心而论，这种旨在培养统治者的“养士教育”在先秦已经出现，并被不同程度地实施着，只是到汉武帝“独尊儒术”后，特别是隋唐科举考试兴起后，“养士教育”遂彻底儒学化了，且为官之后还须继续加强自我教育与道德修养。养士教育为底层的无数贫寒好学之士点亮了通向“领导”--未来统治者的希望之火，哪怕这种希望是十分渺茫的。经过相对公平、严格而又充满诡异变数的科举考试，真正脱颖而出的未来“领导”显然少之又少。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的“养士教育”其实是带有教化意味的“养士教育”，绝大多数的士子不得不面对落榜的残酷事实，回归本土本乡从事儒学的思想传播和教化实践，是传统读书人无可奈何的首要人生选择。
后记 ：
2005年6月的一天，应好友郑金洲教授的邀请参加了由奚洁人教授主持的有关“领导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小型学术研讨会。本是抱着拓展学术视野的学习目的前来参会，到会后才知道是编写“领导教育学丛书”，且要我考虑中国领导教育的历史发展问题。虽然在会上听到了多位教授的许多新鲜见解，但如何结合历史探讨中国领导教育变迁，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几乎很少有直接对应的前期研究成果。不过，经过几番的资料沉潜消化和课题组多次交流碰撞之后，我们慢慢地体悟到这一课题研究的魅力所在。
事实上，现代的“领导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就相当于传统的“养士’’教育，而现代的“民众教育”则类似于传统的社会“教化”。由于刚刚出版了由我主编的《中国社会教化的传统与变革》(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转过来对中国领导教育的传统及其近代变迁作一番历史探究，我和我的课题组成员都不免兴趣盎然。但进入深层次的问题领域之后，我们才知道要科学地揭示出中国领导教育的来龙去脉、基本特质和内在底蕴，并非易事。两年多来，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驱散了不少迷雾，也尽了各自的最大努力；但是否真正“回到事物’’本身而得其要义精魂，则有待于专家学者和读者诸君的批评指正。
感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科研部的立项资助。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荣幸地得到了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奚洁人教授、科研部主任郑金洲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陈桂生教授、单中惠教授的热情指导和帮助，借此深表衷心感谢。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再惠允延长交稿时间，使我们的研究工作得以相对从容地完成；对责任编辑高度的敬业精神和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我们亦在此深表敬意和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