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名著》

本书为一本简明的史学史著作，在讲座的基础上写成，作者从学科史的角度，以点带面、提纲挈领地勾勒了中国史学的发生，发展，特征和存在的问题，并从中西史学的比照中见出中国史学乃至中国思想和艺术的精神与大义。

本书扼要介绍了从《尚书》到《文史道义》的数部中国史学名著，实为一本简明的史学史著作。

钱穆（1895-1990），字宾四，著名历史学家，江苏无锡人。1912年即为乡村小学教师，后历中学而大学，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数校任教。1949年只身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起定居台湾。

自序
《尚书》
《春秋》
《春秋》三传
《左传》（附《国语》《国策》）
《史记》上
《史记》中
《史记》下
《汉书》
范晔《后汉书》和陈寿《三国志》
综论东汉到隋的史学演进
《高僧传》、《水经注》、《世说新语》
刘知几《史通》
杜佑《通典》上
杜佑《通典》下（附吴兢《贞观政要》）
欧阳修《新五代史》与《新唐书》
司马光《资治通鉴》
朱子《通鉴纲目》与哀枢《通鉴纪事本末》
郑樵《通志》
马端临《文献通考》
黄梨洲的《明儒学案》、全谢山的《宋元学案》
从黄全两学案讲到章实斋《文史通义》
章实斋《文史通义》

有一位太史公的朋友问太史公：孔子为什么写《春秋》？太史公说：“余闻之董生曰”以下云云。董生便是董先生董仲舒，学《公羊春秋》，主张表彰六经排黜百家的便是他。太史公说：“余闻之董生曰：周道衰微……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周道衰微，正是王者之迹熄而《春秋》作。孔子就在这二百四十二年中间，来讲它的是是非非，要为天下立下一个标准，所以他“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这样可把理想上的王者之事表达出来。这是司马迁引述董仲舒讲孔子《春秋》的话。太史公《史记》是学孔子《春秋》，那么在《史记》里偶然讲到汉高祖、汉武帝，有些处近似《春秋》“贬天子”，而后人偏认他为父亲泄冤气作谤书，那怎么能来讲太史公的《史记》？《史记》不仅是要写下汉代初年很多事情，还要在这很多事情中有一个是非标准。他说：“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讲几句话，不如在实际的事上来讲，可以很深切、很著明。所以说“春秋，王道之大者也”。孔子要讲天下之道，孔子说：我若空讲一番话，不如在过去的事上把我的意见来表现出这样不对，这样才对。所以曰：“春秋以道义”，孔子《春秋》只讲个义不义，而在以往二百四十年的事情背后来表达。故又说：“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一部《春秋》里，“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至于其他许多诸侯跑来跑去不能保其社稷的，不晓得多少。为什么弄到这样？所以说：“有国者不可不知春秋。”又说：《春秋》“礼义之大宗”。这些话，太史公都是引的董仲舒。可是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里，没有这样的话。其实《春秋繁露》也不一定是董仲舒自己的书。连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里，也不见这些话。《太史公自序》中说这几句话，是他亲闻之于董仲舒讲孔子何为而作《春秋》，这一段话非常重要。至于太史公自己讲，却说我的《史记》不能同《春秋》相比，我只是把故事稍加整理，记下就是。这是太史公之自谦。而且他并不能自己说，我也要来贬天子，退诸侯。既然不敢，何以又在《自序》里把董仲舒的话详细写下？这篇《自序》实在是一篇极好的大文章。此刻我来讲《史记》，其实只抄此一篇《太史公自序》，直从周公孔子到太史公，都已讲在里面了。现在我们接到刚才所讲，太史公怎么来创造出他的一部《史记》，他的大创作，诸位不是大家要创作，不要守旧，不要摹仿，不要跟着别人吗？但太史公却只是跟着周公孔子，他的创作，就从模仿中来，不然又怎么叫所谓学问呢？
先讲陈寿的《三国志》。《三国志》有裴松之注，那是很特别的。陈寿是晋人，裴松之是宋人，在经学上有“传”有“记”，史书则无，但因陈寿《三国志》叙事较简，篇幅不多，而当时的史书则已特别的多，裴松之便把其他人讲三国史的都采来注在陈寿书里。因此我们看了裴松之注，就可看见很多到今已失传的史书，在裴松之时尚存，到以后南北朝长期大乱，及到唐代，很多书都看不见了，幸而在裴松之注里有，差不多有一百几十种书。而裴松之对于这许多书都一段段全文抄下，不像经书里仅是解释字义般的注，乃是添列史料的注。大概讲裴注，大体可以分成六项：一、“引诸家论，辨是非”，这属史论方面的。二、“参诸书说，核讹异”，一件事有两说以上不同，他“参诸书说”来校核其“讹异”之所在。三、“传所有事，详委曲”，这些事陈寿《三国志》里有，或者太简单，中间委曲的地方，他来详细地补注。四、“传所无事，补阙佚”，在陈寿《三国志》里根本没有这事，他补进去。五、“传所有人，详生平”，《三国志》里有这人，可是生平不详，他补进了。六、“传所无人，附同类”，《三国志》里根本没有讲到这人，他就把这人附在同类人的传里。所以裴注比陈书不晓得要多了多少事情、多少人。在一部陈寿《三国志》以外，同时还有一两百部书，裴松之无不把来一起抄，可是他所抄的部分，都是从头到尾自成篇段。此种史注，前无其例，而此下也更尤后起，所以裴注很特别。后来凡读《三国志》的，无不兼读裴注，而且陈志裴注总是合刻，不再分行。在陈寿写《三国志》时，这一时期的史书，裴松之看过的就已有一两百部，现在拿来一比较，陈寿的不一定都好，裴松之引进的，有些是理论正确，事情重要，并不全出陈志下。
我们且把欧阳修《新五代史》里所谓写史的“义法”举几点讲一下。五代是梁、唐、晋、汉、周。梁代第一个本纪是朱温，后来唐朝赐他名字叫“朱全忠”薛史开头就称朱温为“帝”，而欧史则开头称他是“朱温”，后来唐朝赐了他名字，才称他“朱全忠”，再后来封了王，然后始称他是“王”，更后来他篡位做了皇帝，那才称之曰“帝”。单举这一点，诸位把此两书比看，就是一个大不同。薛史也有它来历，如从前南史宋齐梁陈四代，每一个皇帝，本纪一开始就称“帝”。而欧史则是学的《史记》，沛公到后来才称“帝”，为沛公时不称“帝”。最先也不称“沛公”。若我们只读薛史，正名定义都称“帝”，一读新史，才知本末。朱温本是一个很下流的人，然而还好。更有外国人跑来在中国做皇帝的，诸位一读欧史，原原本本、清清楚楚，都知道。这些只读本纪就知。所以欧阳修自己说：“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春秋是个乱世，然而孔子《春秋》里面，有一种书法，故说因乱世而立治法。但到欧阳修写史，那时是已经有了治法了，孔子以下治国平天下岂不已有了大纲大法吗？孔子《春秋》是因乱世立治法，现在欧阳修写史，乃是拿孔子一套治国平天下的大法来正这些乱君。我从前就最喜欢拿欧史本纪来同薛史两面对读，一个一个皇帝，在这边都见得清清楚楚，在那边则都是“帝”，只做了皇帝，一开头就是“帝”了，岂不这两书的高下一看就见了吗？
五代很短，一个时期，就有八姓十三君，只有梁、唐两代，每一代有三十多年。此外的各代，都只几年、十几年。因此在五代时做臣的，很少只在一个朝代做，普通都是一个人做了几代的官。倘使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好像这个人做了清朝的官，又做袁世凯时代的官，又做国民政府的官，或许再做到共产政府的官，这是一个乱世现象。薛史则只要这个人死在哪一朝代就写在哪一朝代里，好像此等事不成一问题，这就把五代史所应有的特殊点没有把握到。欧阳修的《五代史》，若其人专是一朝之臣，就入梁臣传、或入唐臣传。但这样的人少得很。梁臣传、唐臣传中所收真是极少。一个人都做几个朝代的官，历事数朝，欧史便把来另立一个“杂传”，乱七八糟地拉杂作传，这真是多。也有人批评说：这样写法，只看目录，便感到不好看。怎么每一朝代只有两三个臣？这种批评，实是可笑。一部《五代史》，真是一段漆黑的历史，难得有几个人在一个朝廷做臣，而一个人兼了做五代之臣四代之臣的，却很多。那我们岂不只看目录，便可想见了这一个时代的特殊现象了吗？这亦可说是欧阳修《新五代史》的创例，为从前所没有。
照旧史之例，一篇传后有论、有赞。而欧阳修的《五代史》，则论赞不苟作。每篇后有论赞，都足很重要的一篇大议论，不是随便循例而写。最有趣的一点，在欧史写的传赞里，每以“乌呼”二字开头。先叹了一口气，再往下讲。也就有人批评说，从前历史传后的赞，没有拿“乌呼”两字开头的。这种都是学的刘知几，只在小处批评，而并不了解写史人的特别宗旨。欧阳修自己说：“此衰世之书也”。既如此，那有什么可“赞”，但照例史传到最后要赞几句，他却不是在“赞”而在“叹”。所以欧阳修又说：我用《春秋》是用其法，师其意，而不学其文。其实有许多人，是可“叹”而不可“赞”的。在五代这个时代无可赞只可叹，那有何不可呢？我小孩时，在小学里读书，写了一篇文章，先生大为称赞。那时我在初级小学，有高级小学年纪大的学生就围着这先生说：他写的文章先生说好，但文章总没有开头就用“乌呼”两个字的。先生说：你们不知，欧阳修的《五代史》，开头就用了“乌呼”二字。当时的小学先生，学问也博，多能读过史书。那时在我脑里就有了个欧阳修。其实我那时也没有读过《五代史》，不晓得怎么开头就用了“乌呼”二字。但在欧阳修以前，是没有人用“乌呼”二字作文章开头的，所以有人要批评我，而那位先生可以替我辩，说欧阳修就这样。但若有人批评欧阳修，那又有什么办法呀！
诸位读史书，于“考史”外，又要懂得“论史”。不仅要知从前人对其当时及以往的一切批评，还要有眼光针对自己时代作批评。不能人云亦云，前人如何批评，我也如何批评，该要有新意见，新批评。但也不能像五四运动以来那样信口批评，如“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等，一笔抹杀了全部历史，那实无所谓批评。到今天，已到了全部历史更无可批评了，遂只有作搜集材料的工夫。但搜集这些材料又有什么用，若使一部二十四史全是帝王家谱，全是专制政治、封建社会，那么还要读什么中国史？可见“评史”不能省，但批评历史要能有见解，要知道从前人的批评，还要能来批评从前人。我们且随便再讲几点欧阳修的《五代史》。如说军事，五代正是用兵时代，欧史用攻、伐、讨、征四个字来分别记载。两军相交，处在同等地位者称“攻”。以大压小，一大国攻打一小国，或中央政府的军队攻打一地方，这叫“伐”。对方确实有罪称“讨”。天子自往称“征”。这就是春秋笔法。只看他用哪个字，便知是哪样一会事，很简单。兵事成果亦有不同。用兵获地，或称“取”，或称“克”。易得曰“取”，难取曰“克”。又如敌人投降，以身归称“降”。带着他辖地来归称“附”。你只看一“降”字，便知他一人来，或仅带着家，乃至随从少许人。倘见“附”字，便知他带着地方一并投降。又如“反”与“叛”。“叛”是背叛了这里归附到那里，在此称“叛”，在彼称“附”，如背梁附唐。若在下反上，不是归附到别人那里去，只在里边作乱、造反，这是“反”。又有“自杀”与“死”不同。“死”是死节，为国为公而死，“自杀”则还不到“死”的程度。自杀当然死了，但还不够称“死”。死是一种忠节，“自杀”则仅是自杀而已。“他杀”亦与“伏诛”不同。有大罪，应该杀，这称“伏诛”。仅是杀了他，这又不同。像此之类，欧阳修《五代史》讲究这些用字，很有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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