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文集7：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上）》亚马逊编辑推荐：

本书由沈志佳费力选编的余时英近年来讨论文化和思想问题的一部分文字。这些文字先后发表在台北和香港的报刊上，特别是《中国时报》、《联合报》、《当代》和《明报月刊》。
　　所谓“中国情怀”其实便是一种中国文化的情结。此情古人早已有之。李陵《答苏武书》所谓“远托异国，昔人所悲；望风怀想，能不依依”便已道出此中症结。李书虽伪，其情则绝不能伪。像我这样早年受中国文化陶冶的人，是不可能完全忘情于中国的。但是这只是文化上不能忘情，与现实政治之间并无必然的关系。本书所收文字中虽间有关涉政治的部分，然而其基本立场仍是文化的。文化包含了政治，同时也超越现实政治，这是本书的一个中心论点。

　　本书选收了余时英近年来讨论文化和思想问题的一部分文字。这些文字先后发表在台北和香港的报刊上，特别是《中国时报》、《联合报》、《当代》和《明报月刊》。
　　本书定名为《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是有原由的。1985年6月，董桥先生为《明报月刊》计划了一个“中国的情怀”专页，坚邀我参加一份，因此我便写了那篇《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此文现收入本书之中。但是全书涉及“中国情怀”的仅此一篇，为什么这四个字竟成为书名的一部分呢？这是因为本书所收的文化评论的文字都是在“中国情怀”之下写成的。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如果不是由于我的“中国情怀”在暗中作祟，这部书是不可能产生的。从前人都说，陶渊明的诗中，篇篇有酒，我这部集子中则篇篇都有“中国情怀”。

《余英时文集7：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上）》内容简介 ：

本书选收了余时英近年来讨论文化和思想问题的一部分文字。这些文字先后发表在台北和香港的报刊上，特别是《中国时报》、《联合报》、《当代》和《明报月刊》。 本书定名为《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是有原由的。1985年6月，董桥先生为《明报月刊》计划了一个“中国的情怀”专页，坚邀我参加一份，因此我便写了那篇《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此文现收入本书之中。但是全书涉及“中国情怀”的仅此一篇，为什么这四个字竟成为书名的一部分呢？这是因为本书所收的文化评论的文字都是在“中国情怀”之下写成的。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如果不是由于我的“中国情怀”在暗中作祟，这部书是不可能产生的。从前人都说，陶渊明的诗中，篇篇有酒，我这部集子中则篇篇都有“中国情怀”。
本书由沈志佳费力选编的余时英近年来讨论文化和思想问题的一部分文字。这些文字先后发表在台北和香港的报刊上，特别是《中国时报》、《联合报》、《当代》和《明报月刊》。 所谓“中国情怀”其实便是一种中国文化的情结。此情古人早已有之。李陵《答苏武书》所谓“远托异国，昔人所悲；望风怀想，能不依依”便已道出此中症结。李书虽伪，其情则绝不能伪。像我这样早年受中国文化陶冶的人，是不可能完全忘情于中国的。但是这只是文化上不能忘情，与现实政治之间并无必然的关系。本书所收文字中虽间有关涉政治的部分，然而其基本立场仍是文化的。文化包含了政治，同时也超越现实政治，这是本书的一个中心论点。

《余英时文集7：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上）》作者简介 ：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l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堕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
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

亚马逊目录 ：

第七卷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上)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自序
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谈我的“中国情怀”

到思维之路
《到思维之路》再版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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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书摘插图 ：

书摘
　　　　　　　　　　　　　　　　　　　　　　　变与常
　　不可否认，这是一个变的时代：从社会到个人，从制度到思想，都在剧烈地变动着。人们，尤其是青年朋友，对于一切变的都有着无限的向往之情，而对于一切现存的，也就是常的，则有着说不出的厌恶之感。是不是过去的种种都该彻底革除呢？抑或社会应当一成不变呢？变与常的关系又到底如何呢？在今天，这些问题确实迫切地需要我们加以理智的思考。
　　本来，变与常的问题在中外思想史上便一直是聚讼纷纭的所在。较为激进的人倾向于变，较为保守的人则倾向于常。早在纪元前6世纪时，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Heaclitus)即说过“一切皆流，一切皆变”，后人视此为辩证法的胚胎。而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则认为“无论什么东西，不能发生于无，亦不能消灭；万物常在，求久保存”，这又是坚持常道的说法了。在中国，变与常也是莫衷一是的：孔子在川上而有“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之叹，这说明了他的变的宇宙观。相反的老子却是一个反对变的人，因此他说：“不知常，妄作凶。”又说“知常曰明”。西方的辩证法源远流长，是一种以变为绝对的存在的理论；而中国亦有《易经》一书对于变之道发挥得淋漓尽致，故西方人把它译成“Book of Change”。我们都知道：数学上也有所谓“常数”(constant)与“变数”(variable)，可见常与变的问题，实在是无所不在的。
　　一般人的看法，总是把变与常当作是对立的：有变便没有常，有常便没有变；又由于在现象上，万事万物又确是随时在变动着的，因此，变之说便比较能够吸引人些!不少的人以为变的理论已经科学化，一切主张常道的说法总难免要被讥为落后的或反动的。当人们在以变为绝对的科学真理而欢欣鼓舞时，对于物理学上一条最简单的定律——物质不灭——他们不再有记忆了。
　　变并不是坏事。中国成语说：“穷则变，变则通。”无论是一个社会，或一个人，到了日暮穷途的阶段是绝对应该，而且也必然会变动的，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也。从这一角度上看，我们也不妨承认人类的进步是不断变化的结果。然而只要我们肯仔细思考一番，我们是无法尊“变”道为绝对的真理的。原因很简单：变不足以解释人类文明成就的全部。当我们谈到“历史”、“文化”等名词时，我们最先联想到的便是一种连续不断(continuity)的状态。数千年文明人类的历史，是有一条不变的线贯穿其间的。如果变之中没有常，各种变化都是各不相涉的话，文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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