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音乐笔记》读后感 ：
刚开始看的时候，没觉得咋样。我想看他对音乐的评论，结果看到了一堆音乐人的故事，在音乐周围绕来绕去，就是没碰到音乐本身，让我干着急。直到看到《外国音乐在外国》（没记错吧）系列最后一篇，以及《再谈音响........ 【完全阅读本读后感】
《陈丹青音乐笔记》当当编辑推荐：
瞬时，上万男女老少风吹草动般纷纷起立，照例右掌按在左胸，齐声跟着唱。我是在场的外国人，不会，也不必唱，只为人境随俗，入场随众，也便起立，垂着手臂，茫然环顾全场，直到曲终落座。
——《外国音乐在外国》
音乐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不知道谁在听……
音乐并不分分秒秒需要台下的听众……可是耳朵永远醒着。
——《三谈音响、唱碟、听音乐》
是掌灯时分,弄内有女人下班的高跟鞋走过,有姨娘开门倒水呼唤小儿,家家传出油锅煎炒与碗盏磕碰的合奏,莫扎特在其间狂奔。
——《阶级与钢琴》
我竟被您这样地纵容着谈论音乐，凭什么呢？
——《答<音乐爱好者>编辑部问》
《陈丹青音乐笔记》亚马逊编辑推荐：
作者陈丹青1982年初自费留学美国，以自由职业画家身份定届纽约至2000年。同时春，应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邀请回国，为2000年清华大学百名特聘教授之一，现任绘画系第四研究室责任教授。
这本集子，是一九九二到九八年间，作者远远躲在纽约寓所陆续写给上海《音乐爱好者》双月刊的十几篇文章。这些文章是作者说些纽约的关于音乐的见闻。
《陈丹青音乐笔记》内容简介 ：
作者陈丹青1982年初自费留学美国，以自由职业画家身份定届纽约至2000年。同时春，应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邀请回国，为2000年清华大学百名特聘教授之一，现任绘画系第四研究室责任教授。
这本集子，是一九九二到九八年间，作者远远躲在纽约寓所陆续写给上海《音乐爱好者》双月刊的十几篇文章。这些文章是作者说些纽约的关于音乐的见闻。
《陈丹青音乐笔记》作者简介 ：
陈丹青，1953年生于上海，1978年以同等学历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1980年毕业留校，1982年赴纽约定居，自由职业画家身份定居纽约至2000。同年春，为2000年清华大学百名特聘教授之一，现任绘画系第四研究室责任教授。
亚马逊目录 ：
题记
灵堂琴声
告别交响曲
外国音乐在外国（之一）
外国音乐在外国（之二）
外国音乐在外国（之三）
……
当当书摘插图 ：
小时候，我指的是六十年代，上海街面上不大见得到小汽车的。小汽车里的乘客，则不是“高干”就是“外宾”，平民百姓，谁家有部自行车，就相当于那时的“中产阶级”了。但路经闹市，或比较像样的石库门弄堂口，你要是遇到街沿上下围一大堆人，多是男士，并不喧哗，静静地向人圈子中心探头呆看，待挤进去，瞧见一辆德国蓝苓牌老式脚踏车，或者竟是一部摩托，那可就很稀奇了。车主呢，那位明明晓得众人看他，看车，他却谁也不看的，就一定是。他衔着烟，假装四处瞭望，又故作烦闷吐一口痰，只是拖延着并不离开。渐渐地，人丛中就有神色老成的“同志”趋前与他搭讪起来。
此情此景，只在落后国家才有么？我在纽约读到过一篇意大利短篇小说，写战前小镇有位地主的公子，帅，豪爽，拥有全镇唯一一辆美国跑车。他每天当街停好车子，将长腿（穿着铮亮的皮靴）往前车档上那么一搁，任由镇民围观。小说中的“我”就此倾倒，后来去了罗马，比那公子出息得远了，心里也还是忘不了他。
不知为什么，听发烧友们谈论“音响”之类，我总会想起上述这档子事。这档子事，同音响何干？真的，我也不知道。直到“我国”在“改革开放”的前夜，即七十年代末我到北京上学时，甚至从未听说过“音响”，连日后最起码的所谓“卡式录音机”，也才初次见识。
八○年秋，某日我去东四八条访友。记得折进巷子，猛听得阵阵低音渐强渐近汹涌而来：无线电，哪有这等宏亮？高音喇叭，又岂能如此丰富、厚重、细腻？顿时灵魂出窍。循声觅去，“低音”来自巷左一户小宅，虽然，中国的家居生活常是裸露着的，但那户人家的门板分明故意敞开，在一目了然的粗陋家什之间，俨然供着黑闪闪一组机器，体积比收音机大几倍，造型莫可名状。再看，机器内还牵延出一堆电线，分别通向门外砖地上两只半人高的黑匣（这玩意儿就是“扬声器”，也事后才得知），低音，就在黑匣子里一波波往外、往四周震荡。有位工人模样的北方汉子来回踱着，想必是音响主人，他显然踌躇满志，留意着路人的反应，和上海蓝苓车主不同，他接住我惊异的目光，竟笑嘻嘻迎上前来，开口说道：“怎么样，咱自个儿组装的！”
那天是我的耳朵的受洗日。晚上钻进宿舍双层铺，一闭眼，满脑子低音弥漫。可是奇怪，我完全不记得乐曲：听收音机，记得乐曲，听音响——那还用说吗，难怪人们管它叫“音响”啊！
一九八六年，当我在纽约买回第一套音响，勾头耸背将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线路插头一一接妥，坐下来，点上烟，瞧着音量显示器那束苍翠闪光一阵乱抖，说实话，我心里没觉得半点自豪之感。在美国，您有音响？有车？有“自个儿”的房子？谁稀罕哪！要说稀罕（让我想想），譬如，您可养得起马（我指的是私人养马，高薪雇佣马师，只为自己骑骑玩玩的）？养得起，而且是纯种？那可妙极了，您必定早已拥有自己的庄园，在自己的庄园遛自己的马，平畴远眺，风和马嘶——可谁来围观呢，这儿的私人领地，是连总统本人也不得擅自闯入的。
英文“showoff”，同我们的“招摇过市”大致一个意思。我是说，美国境内也有得是不忍心兀自闷玩的人与物——不过，老牌蓝苓和自组音响至于引来路人围观，倒其实是咱中国可爱的地方。彼得鲁奇拍完《末代皇帝》，被人问及中国印象。“最叫我震撼的是人们的脸”，他说“这些脸反映出一种前消费时代的朴素”。这么说吧，初到美国，最叫我震撼的不是人，是物，是每周两次垃圾车开到之前被家家户户弃之街头的家具、电视机、还有簇新而已过期的精印杂志。消费时代！至于洋人心目中中国人的所谓“朴素”，自可直译为“落后”，使中国人大不高兴的。好在国中目下将要或已经欣然迈入“消费时代”了吧，时过境迁之后，我们的人心人脸将会变得如何，大家不妨记得再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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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请暂且关掉音响，收起CD吧。深巷的琴声，即便是初学者的练习曲，也动听的（不过可别是上海我家隔壁那对男女大白天叫唱卡拉OK）很久很久没有音乐，终于听到了，你会在乎演奏版本么（一位北京女作家自述：出狱当天，她回到家就放听《彼尔·金特》组曲中的“黎明”）；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场合，听到你意中的熟稔的音乐，又是何等惊喜（想想看，谁没有这种经历？）；没有音乐也无妨，在一群半生不熟的朋友中，有一位与你聊起音乐，趣味相投，“音乐”即已在场。电影中的音乐（当然是指好的配乐）会使你神旺，骗你下泪（因种种理由，或毫无理由），但不少中国电影中的主题曲却使音乐为音乐本身所损害，并殃及电影。高明的纪录片绝少配乐，但能听到记录现场的音乐，或仅仅是声音。那是什么音乐、声音，不重要的，在日常“情境”中，音乐有时比音乐会更有效地呈现音乐，表达音乐。是的，音乐需要情境，有时，音乐就是情境。但音乐并不分分秒秒需要台下的听众。
可是耳朵永远醒着。你所痛恨的音乐（想起被侮辱、批斗？），别人的葬礼或婚礼上的音乐（只是路过、听到），别离时火车站激越吵闹的音乐（现在火车站倒安静多了，少了什么？），还有如今无所不在的广告音乐（并不都难听的）。那不是在欣赏、品鉴，那是生活中的音乐。生活中的音乐也能转化为音乐生活，甚至艺术。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晚上八点半，新闻联播结束，国际歌，胡同少年分头会齐，大打出手。
任何音乐都可以被再度倾听，再次确认。音乐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不知道谁在听。超级音响却在一开始就被赋予明确的任务，即层层唤醒耳朵的功能。器官是需要验证的，然而再灵的耳朵也难参与音乐的想象。指挥家演奏家在台上所听到的乐队的声效，必与我辈不同，帕瓦罗蒂、卡拉斯又怎样倾听自己的歌声？我们的耳朵尚有许多永难测知的境界，音响、CD，不过是音乐的诸般境界之一。狗、驴，或一匹兔子对人类的音乐作何感应？它们也是生灵，耳朵比我们大而长，还老是竖着呢。
……
书摘1
林林殒命的时刻，据说是凌晨一点钟前后，那会儿，时代广场街区就跟白天一样热闹的。
记得那年九月我随一伙中国同行去祭悼林林。到达时，已经有一只纸板箱搁在他遇难的墙角，箱面上是死者遗像(复印的，很模糊)和几枚点燃的蜡烛。时在六、七点钟之间，下班人潮和酒店进出的千百双皮鞋、高跟鞋、衣裙下摆，及人手一只提包，掀起阵阵疾风，把烛火煽得来回直抖，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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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陈丹青音乐笔记》书评 ：
题记
这本集子，是一九九二到九八年间，我远远躲在纽约寓所陆续写给上海《音乐爱好者》双月刊的十几篇文字。这些文字的读者，就我所知，一位是约稿的编辑，另一位就是我。现在，趁这集子的出版，我要特意向那位约稿的编辑鞠躬致谢，为什么呢，因为经他的撩拨，我从九年前开始了持续的写作。
写作，我一向喜欢的，但除了就学前后的所谓“创作谈”，以及不像文论不像批评似的零星稿约，二十多年间仅只发表过可数的几篇，内容不出美术的范围，美术以外的话题，哪里梦想过呢，然而做梦似地，去年以来，我竟写成两本“书”，一本是已经上市《纽约琐记》，一本是尚且搁着晾着的《多余的素材》。内容不论，书写的文体，勉强算是“散文”或“随笔”的意思吧，“文学”当然谈不上，但毕竟可以自视为“写作”，而从此在画画之外，多一招游戏骗骗自己了。画圈子里外或生或熟的朋友于是诧怪：你还写作？是的，我的那两本“书”之所以斗胆承应，居然写成，就是有这位编辑早早地就在催我动笔了。
我要谢谢他。且称他为Z君吧——九年前，是在深冬，我头一次回国省亲，在沪西一间极小的居室里遇见了Z君夫妇，吃饭聊天。得知他是弄音乐的，手上正编着《音乐爱好者》这本刊物，我就胡乱地说些纽约的关于音乐的见闻。不记得怎么一来，提起曾在曼哈顿寻看过霍罗维茨的丧仪，待讲到电影近镜头里老霍的大鼻孔怎样地悬着一滴鼻涕，Z君忽然打断我，高声说：哎呀丹青，你把这个写下来好不好？
我记得他一脸当真的表情。表情对我很起作用的。九年前，国中的出版业哪里能同今天比，Z君的兴致是在组稿，我的兴致是在写作：写什么呢，我自己并不知道，当有人给我指定了话题——譬如霍罗维茨的鼻涕——我就果然写起来，只是当初不想到后来会连续写下去，更别提拼凑起来出本书。
江南的屋子没暖气，其时我在地处北端的纽约呆了十一轮春秋，早忘了穿着棉袄夹裤在睡房里缩作一团的那份阴冷与寒气，可回国就为了怀旧呀，身体也在怀旧的。是在南京岳家的旧寓——现在早已拆成了一堆瓦砾——我泡杯滚烫的茶水暖暖手，用讨来的哪家医学院公文稿纸开始写，写完寄出，过几个月，就在纽约收到Z君寄来薄薄一册滴了霍罗维茨清鼻涕的《音乐爱好者》，同时他就催讨下一回的稿子了。
《灵堂琴声》算是我头一篇誊写干净拿去发表的文字习作，粗糙简单，还用“琴声”与“灵堂”搁在一起作题目，弄成小小的酸雅，骗读者注意，现在想来，真像少年时代头一回学抽烟，怕人看见，又想要人看见，手势、吞吐，尽在学架式。可是一根抽过，喉咙痒痒地也就接了第二第三根，虽是呛着咳着，也谈不上瘾，却不知不觉抽上口，不想戒了，何况还有个Z君频频给我递烟点火呢。
但我可从未有过谈论音乐的妄念，给Z君那么手指勾一勾，我竟不负责任写起来：所谓“责任”，是指我所没有的音乐知识，每篇所写，不过是些“关于音乐”的日常见闻，并不真在谈音乐；所谓“不负”，自然是指我一旦离谱太远，行家大约会对这“爱好者”的无知，付之一笑吧，而且那一笑，我看不见，不必非得脸红。Z君，则从不拆穿我的门外胡言，只管哄着我一期接一期写，这样子，六年期间给他写了将近十篇，到了九七年，有别家出版社约了我来写《纽约琐记》，又要回头谈论画画的事情，没有余裕了——九八年的《赴死的演奏》，是我给刊物的最后一篇，《瓦格纳问题》写写停停，竟忘了寄出去，现在可以收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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