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当当编辑推荐：

据说万历皇帝有一天忽然得奏，称几个西夷要来进贡，贡物中有自鸣钟、西琴等物，他急于一睹这自鸣钟的模样，这才颁旨命利玛窦进京……早期西学就这样经传教士之手进入了中国，中国的学术、文化也通过他们开始为西方所知。今天，当我们读《马可·波罗游记》和《利玛窦中国札记》时，会注意到《游记》由一连串故事和夸张的辞藻构成，《札记》则建立在真实的历史事件之上，对中国社会作了深入的观察。也许人们更爱看《游记》，因为它轻松，而《札记》记录了一段灰暗的历史，近代中国正是从这里开始走向衰落……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亚马逊编辑推荐：

本书主要撰写者是一位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欧洲人，他以灵敏的感受和一个旁观者的态度，详尽记录了在中国的传教经历。本书共五卷，第一卷概述当是中国各方面情况；第二至五卷记叙传教士们（包括利玛窦本人）在中国的传教经历。因此，本书对于研究明代中西交通史、关系史和耶稣会入华传教史，乃至明史，都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内容简介 ：

本书主要撰写者是一位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欧洲人，他以灵敏的感受和一个旁观者的态度，详尽记录了在中国的传教经历。本书共五卷，第一卷概述当是中国各方面情况；第二至五卷记叙传教士们（包括利玛窦本人）在中国的传教经历。因此，本书对于研究明代中西交通史、关系史和耶稣会入华传教史，乃至明史，都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作者简介 ：

利玛窦（Mattew Ricci 1552-1610)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1582来华，此后三十年一直在中国传教、工作和生活。晚年曾将其在中国的传教经历撰写下来，这便是著名历史文献《利玛窦中国札记》的由来。作为正式介绍西方宗教和欧洲的文化交流作出了无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
金尼阁（1577－1628）比利时籍耶稣会士。1610年参加了中国传教团。1613年，在回欧洲的途中，他翻译、整理了利玛窦的回忆录。

亚马逊目录 ：

中译者序言 /1
英译者序言 /29
金尼阁致读者 /37
第一卷
第一章 关于耶稣会所从事的中国传教事业——撰写本卷的理由及其方法 /l
第二章 关于中华帝国的名称、位置和版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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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当书摘插图 ：

还应该提到王昌社译的裴化行著《利玛窦和当代中国社会》。这部书主要即取材于这部《利玛窦札记》，不少地方甚至直接引用利玛窦的原话，读者从中可以了解到札记的很大一部分内容。但是《利玛窦和当代中国社会》毕竟是一部专著而不是札记的译文，因此和札记本身相比较，便可以发现其间取舍和详略各有不同，而叙述的角度和语气更有区别。对于研究者来说，裴化行的这部著述毕竟不能取代《利玛窦札记》的原文。札记的第一卷是对明代当时社会所作的概述，这一卷自然不见于裴化行的书。在事实叙述方面，二者也有出人。例如，据原札记所载，耶稣会的神父们初到肇庆时和知府王泮关系很好，罗明坚和麦安东听从了他的劝告前往他的老家浙江绍兴，并巳王伟的老父还领洗人教；但是王伟的家人“由于害怕拜访神父们的大批客人会带来麻烦，就伪造一封信，叫神父们返回他们在广州的同伴那里去”。罗明坚回到肇庆后，王伴的态度却大为改变，对神父们表示冷淡，甚至拒绝接见。裴化行的书没有提到这种关系的变化，而是把神父们返回归因于“绍兴的儒士反对他们”。可见裴化行所依据的材料，和札记不尽相同。
《利玛窦札记》对于研究明代中西交通史、耶稣会人华传教史，及至研究明史，都是颇有史料价值的。它的记述的真实性在于，撰写者本人是一个在中国生活了许多年而巨熟悉中国生活的同时代的欧洲人。利玛窦在他的札记第一卷开宗明义便说明他的叙述和其他欧洲著者对中国的叙述的不同之处是：他是以亲身经历为依据，其他人则只能依靠道听途说的第二手材料。他说：支持欧洲海外传教活动的物质动力仍是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欧殖民国家所进行的海外扩张，而基于这个势力之上的一切上层建筑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不可能违背这一物质势力的利益或者是超出它所能许可的范围之外的。这一点在利玛窦札记中也曲折地有所涉及。如他提到来华耶稣会传教士的活动经费是要靠澳门葡萄牙商人的接济和资助的；又如他曾提到公海上海盗出没无常的情况（本书第五卷第八章第一段），实际上也是反映了当时西欧海外殖民者的海盗掠夺本质。这一基本事实虽则只属于常识的范畴，却往往为历来的教会史家们视而不见或者绝口不提。
我们目前只就以下两点评论一下利玛窦生平活动的成就及其历史意义：（一）他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而尤其是他在多大程度上——像为某些研究者所艳称的那样——引进了西方的近代科学；（二）他的传教事业（这是他的主要目的）在多大程度上——像某些教会史家所赞美的那样——获得了成功。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简单的：（一）作为中西思想文化方面接触的第一个媒介者，他在多方面奠立并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他的历史影响也是深远的，可以说一直影响到近代。例如，欧氏《几何原本》于19世纪60年代由李善兰补译完成，就可以说直接上承徐光启、利玛窦的未竟事业；而在利玛窦当时叶向高就已有仅译欧氏《几何原本》一书即宜赐予葬地的说法，可见人们对此书的重视。在清一代学者大师如梅文鼎、王锡阐以至戴震、江永、焦循、阮元，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深受西法天算的影响的。有关清代学者自然知识和他们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过去研究得是不很够的，今后尚有待于深人展开。但无论如何，利玛窦作为介绍西方的创始人是功不可没的。但是，他的功绩仅此而已。至于当时在西方已经大踏步登上历史舞台并且历史地注定了蔚为主流的近代科学与近代思想，则利玛窦及其所代表的思潮却是与之背道而驰的。（二）他的传教活动，最后可以说是一场失败，他不但没有能用另一种冲世纪天主教神学的）思想体系来改变或者取代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有如史不绝书的中世纪西方的基督教圣者那样皈化了许多异教民族），亦即人所谓的“合儒”、“补儒”以至于“超儒”的工作，而且就其对中国思想的激荡与影响的规模和持久而言，也远不能望魏晋以来的佛教思想影响的项背。明末清初的天主教思想随后弄到几乎是光沉响绝的地步，直到19世纪中叶基督教传教士才重新拾起300年前耶稣会传教士的余绪，而又重新开始。从根本上说，其缘故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佛教和天主教二者所传来的时代不同。17世纪不仅西方的科学和思想已正式步人了近代，中国历史的主要课题也同样在于完成这一由中世纪向着近代的转化，而耶稣会传教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却从根本上不可能有助于这一历史使命的完成。耶稣会士在历史上确实以博学著称，然而他们的学识是为宗教反改革（Counters。formation）而服务的，是为反对近代思想与近代科学而服务的；他们虽也以逻辑思维著称，但他们的逻辑却是为中世纪神学服务的《名理探》，乃至耶稣会的决疑论（Casuisty），是与近代培根、笛卡儿的方法乃至王港（Port Royal）的近代逻辑学唱反调的。他们是宗教反改革的先锋，他们的作用既表现在学术方面，又表现在实际活动方面，他们的足迹既深入欧洲各国的宫廷，又远及海外的拉丁美洲和远东。他们那种活动本领的过人之处固然是毋庸置疑的，但他们那种违反时代潮流的顽固性，也是同样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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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中国人只喝牛奶，而不用山羊奶做奶酪或作为饮料。他们剪羊毛，但在使用羊毛方面赶不上欧洲人熟练；并且虽然他们很看重进口的毛织品，他们却不懂怎样把羊毛织成料子做衣服穿。他们的确织成一种很轻的夏天用的毛料，贫穷的阶层很需用它们来做帽子并制成毡毯当垫褥用。这种毡毯还用于社交仪式，下面就将谈到。‘毛料在中国北部更为需要，那里几乎和欧洲北部一样寒冷刺骨，虽然事实上中国北疆离极地更远得多。的确，至今还不大清楚为什么华北的江湖在冬天会结那么厚的冰，除非是因为它们离鞑靼积雪的山很近，在这些山的险坡上当地人猎取狐狸皮和寒种鼬鼠(scythian wea‘sel)皮，做成长袍抵挡严寒的冰霜。
所有已知的金属毫无例外都可以在中国找到。除了黄铜和普通的铜合金之外，中国人还制做一种仿银的金属，但并不比黄铜价钱更贵。他们用熔化的铁可以塑造比我们更多的物品，比如大锅、壶、钟、锣、钵、栅门、熔炉、武器，刑具和很多别的东西，手艺和我们的金属工艺差不多。金被认为是一种贵重金属，但他们不象我们把它估价得那样高。银被用作货币，无论是论重量或做成银币，都是一切商业来往中的法币。这当然会造成困难，例如银价的浮动，就必须在兑付银票时时常加以考虑，而且易于造假，造假是常见的事。P14
这个国家只有少数几种测时的仪器，他们所有的这几种都是用水或火来进行测量的。用水的仪器，样子象是个巨大的水罐。用火操作的仪器则是用香灰来测时的，有点象仿制我们用以滤灰的可以翻转的炉格子。有几种仪器用轮子制成，用一种戽斗轮来操作，里面用砂代替水。但是所有这些都远不如我们的仪器完美，常常出错，测时不准确。至于日晷，他们知道它从赤道而得名；但还没学会怎样依照纬度的变化摆正日晷。
我相信这个民族是太爱好戏曲表演了。至少他们在这方面肯定超过我们。这个国家有极大数目的年轻人从事这种活动。有些人组成旅行戏班，他们的旅程遍及全国各地，另有一些戏班则经常住在大城市，忙于公众或私家的演出。毫无疑问这是这个帝国的一大祸害，为患之烈甚至难于找到任何另一种活动比它更加是罪恶的渊薮了。有时侯戏班斑主买来小孩子，强迫他们几乎是从幼就参加合唱、跳舞以及参与表演和学戏。几乎他们所有的戏曲都起源于古老的历史或小说．直到现在也很少有新戏创作出来。凡盛大宴会都要雇用这些戏班，听到召唤他们就准备好上演普通剧目中的任何一出。通常是向宴会主人呈上一本戏目，他挑他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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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据说万历皇帝有一天忽然得奏，称几个西夷要来进贡，贡物中有自鸣钟、西琴等物，他急于一睹这自鸣钟的模样，这才颁旨命利玛窦进京……早期西学就这样经传教士之手进入了中国，中国的学术、文化也通过他们开始为西方所知。今天，当我们读《马可·波罗游记》和《利玛窦中国札记》时，会注意到《游记》由一连串故事和夸张的辞藻构成，《札记》则建立在真实的历史事件之上，对中国社会作了深入的观察。也许人们更爱看《游记》，因为它轻松，而《札记》记录了一段灰暗的历史，近代中国正是从这里开始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