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作品系列——中国史学名著》

本书为一本简明的史学史著作。在讲座的基础上写成，一作者从学科史的角度，以点带面、提纲挈领地勾勒了中国史学的发生、发展、特征和存在的问题，并从中西史学的比照中见出中国史学乃至中国思想和学术的精神与大义。

《中国史学名著》是钱穆先生为博士生讲课的讲义，由钱先生根据学生的笔记、录音删润而成。这是一本简明的史学史著作，钱穆从学科史的角度，以点带面、提纲挈领地勾勒了中国史学的发生、发展，其特征和存在的问题，并从中西史学的比较中阐述中国思想和学术精神。他分篇讲述中国史书经典，对想读中国史书的读者大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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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作者“旨求通俗，义取综合”，从中国的社会文化演变、传统的政治教育制度等多个侧面，融古今、贯诸端，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之特质、症结、演变及对当今社会现实的巨大影响，作了高屋建瓴、深入浅出的精彩剖析，内中各篇，“有以分别眼光治史所得，有以变化眼光治史所得。每一论题，必分古今先后时代之不同，而提示其演变。而各篇著作有其共通之本源，则本之于当前社会之思潮”。

钱穆（1895-1990），字宾四，著名历史学家，江苏无锡人。1912年始于乡村小学教师，后历中学而大学，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数校任教。1949年只身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起定居台湾。

自序
《尚书》
《春秋》
《春秋》三传
《左传》（附《国语》《国策》
《史记》（上）
《史记》（中）
《史记》（下）
《汉书》
范晔《后汉书》和陈寿《三国志》
综论东汉到隋的史学演进
《高僧传》、《水经注》、《世说新语》
刘知几《史通》
杜佑《通典》（上）
杜佑《通典》（下）（附吴兢《贞观政要》）
欧阳修《新五代史》与《新唐书》
司马光《资治通鉴》
朱子《通鉴纲目》与袁枢《通鉴纪事本末》
郑樵《通志》
马端临《文献通考》
黄梨洲的《明儒学案》、全谢山的《宋元学案》
从黄全两学案讲到章实斋《文史通义》
章实斋《文史通义》

《史记》
今天讲司马迁《史记》。《史记》是中国第一部所谓的“正史”，此下接着还有二十四史。在司马迁当时，大家只知有经学、子学、文学这些观念，而没有史学的独立观念。所以《汉书·艺文志》里，只有《六艺略》、《诸子略》、僻赋略》，而司马迁的《史记》则附在《六艺略·春秋门》。可见当时学术分类，史学还是包括在经学中，并未独立成一门学问。但司马迁却能创造出第一部“正史”，为以后几乎两千年所沿用，这不是一个极值得注意讨论的问题吗？依照现在人讲法，司马迁《史记》可说是一个大创造。司马迁如何能完成这创造，这是一个大问题。
上一堂讲，中国历史有三种体裁。一是重事的，一件一件事分别记下，像《西周书》。第二是注重年代的，每一事都按着年代先后来编排，这是孔子《春秋》。第三注重人物，历史上一切动力发生在人，人是历史的中心，历史的主脑，这一观念应说是从太史公《史记》开始。所以《史记》是一种“列传体”，一人一人分着立传，就是以人物为中心。我那年在美国耶鲁讲中国史，曾说历史应把人物作中心，没有人怎么会有历史？历史记载的是人事，人的事应以人为主，事为副，事情只是由人所表演出来的。有一位史学教授特地和我讨论，他说：历史应该以人物为中心，为主脑，这层很有意思。但这人没有事情表现，便跑不上历史。我说：在这上，乃是东西方学术上一很大不同之点。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并无事情上的表现而成为历史上重要人物的。诸位试把此观点去读二十四史，这样的人不知有多少。譬如《左传》两百四二十年，里面就没有颜渊，岂不因他没有事情表现，就不上历史。但颜渊这一人在历史上有他不可磨灭的地位，东汉以下人就特别看重颜渊。宋明时代人讲理学，也特别看重颜渊。怎能说颜渊不是一历史人物呢？既是一历史人物，就该上历史。所以司马迁以人物来作历史中心，创为列传体，那是中国史学上一极大创见。直到今天，西方人写历史，仍都像中国《尚书》的体裁，以事为主，忽略了人。今天我们写历史，也跟着西方化，如我写的《国史大纲》，也就分年分事，而又以事为主。但此为求简便则可。若进一层讲，也可说西洋史学还停留在我们周公《西周书》的阶段，还没有一个大的著作能像孔子《春秋》，乃至于如《左传》般一年一月这样分着的，当然更没有像《史记》之列传体，这是史学上一极大问题。清代乾嘉时章实斋著《文史通义》，他讲中国史学上盛行的是《左传》与《史记》，分年分人，将来该发展《尚书》体，把事情作主要单位。那时西方新学还没有来中国。道光以后，慢慢地来了，中国人读他们的历史，就觉得章学诚已先见到了，西方的史学就是这样，所以特别在清末民初，大家认章学诚是中国史学一大师。但我们还得进一步讲，这问题并不这样简单。在我看法，中国人从《尚书》演进到《春秋》、《左传》，又演进到《史记》，这是中国史学上的大进步。并不能说中国的《春秋》、《左传》到《史记》都不如西方把事情作中心的历史体裁。这问题我虽今天只提起这样一句话，不拟详细讲，但这话殊值诸位注意。
今天我要讲的是司马迁怎样会创造出这一种新的历史体裁，就是列传体来？他怎样会提出一个新观点、新主张，把人物为历史中心？诸位今天不是大家做学问总喜欢要能创造，能开新吗？那么太史公《史记》在史学著作上，他是一个极大的创造，开了一条极新的路，使得人都跟他这条路跑，继续有二十五史到今天，请问司马迁怎么样走上这条路？我们能不能在这里用心研究一下呢？
诸位要知道，我已经讲过，做学问要懂得发生问题，这就是所谓“会疑”。有了问题才要求解决。诸位不愿意摹仿，要创造，那应先懂得别人怎样创造的。这问题不是一凌空的问题。司马迁怎会能创造出史学上的新体裁？我们上面已讲过，《西周书》和周公有关系，《春秋》则是孔子所作，即是孔子的创造。孔子最佩服周公，然而他来写历史，却是一个新创造。孔子为什么来写这部《春秋》？为什么要来一个新创造？我亦曾根据孟子书里的几句话来发挥孔子作《春秋》的大义。现在到了司马迁，他作《史记》，他自己曾有一番详细讲法，在他《史记》的“自序”里。诸位要懂得，读一部书，先该注意读这书的作者自序。这也就是一个新体。孔子《春秋》没有序，序是后来新兴的。如《庄子·天下篇》，叙述庄子为什么要讲这样一套思想，作这样一套学术？也就是庄子书的自序。但此序不是庄子自己所写。又如《孟子》七篇，最后一段就等于是孟子的自序。所以太史公自序这一体例，在孟子，庄子书中已经有了。以后人写序，不放在最后，而放到最前来，这不是一重要问题。那么我们要读一人的著作，最好应该注意先读他的“序”，他自己说怎样又为什么来写这一部书，应有一讲法，这部书的价值就在这地方。有的序只短短几句。如顾事林《日知录》、黄梨洲《明儒学案》开头都有一篇序，都很重要。至于我们写了书请人家来写序，这又另当别论了。
今天我就根据《史记·太史公自序》来讲《史记》，或许诸位已经读过这序，但此文不易读。最好是读了《太史公自序》，便去读《史记》，待读了《史记》，再来读《自序》，庶乎易于明白。当知读一篇文章大不易。但只要能读一篇，就能读一切篇。这一篇不能读，别篇也一样不能读。今天大家读白话文，在学术上够标准的著作不多，大家只是随便翻，不懂得用心，都是一目十行地看过去，我们称之曰“翻书”，又或说“查书”，所查又称是参考书，没有说“读”书，这样总不行。照《太史公自序》讲，他们这个司马氏家是“世典周史”的，他的祖宗就掌管周史，做历史官。到了春秋时代，周惠王襄王时，司马氏跑到晋国，那时周朝已衰。到了晋国后，司马氏一家又分散到魏国、赵国，又到秦国。司马迁就生在黄河的西岸，陕西的龙门。他父亲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他虽是一史官，也学天文、历法、学易、学老庄。曾写有一篇《论六家要指》，讨论战国诸子各家大义，这文章写得极好。他分别着战国时六大家思想，各自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他自然写到儒家，当时的《易经》就算儒家了，但实际上《易经》就近于道家，所以司马谈的最后结论是佩服道家的。他在汉朝是做的太史令，但他不仅通经学，又通百家言，而推尊的是黄老。汉武帝去封禅泰山，司马谈同其他一般方士讲封禅的意见不同，汉武帝就不要司马谈跟着去，司马谈就留在洛阳。他儿子司马迁到外边去游历，那时还很年轻，回来时，他父亲在洛阳病了，就对司马迁说：若使我死后你再做史官，不要忘了我所要讨论的很多事，你须把它写出来。所以我们说太史公写《史记》是承他父亲遗命，这些或许诸位都知道。而《太史公自序》里讲他父亲的话，更重要的在下面，读《太史公自序》的人或许会不注意。《太史公自序》又记他父亲说：“天下称颂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爱及公刘，以尊后稷。”他说：我们到现在为什么大家推尊周公？这因周公作了《诗经》之雅、颂、二南，而雅颂二南就是周人的历史，从后稷下来，一路到文、武、周。召。周朝人的历史，由周公写出。我也根据孟子说：“诗亡而后春秋作”，来证明《诗经》跟历史有关系，一部周代的开国史尽在《诗经》。不过我们今天来讲中国史学名著，照一般讲法，只讲《尚书》，不讲《诗经》。其实司马谈就以史学眼光来看重周公的《诗经》，而周公《诗经》的贡献依照这话讲，便在它能宣扬周代的历史。所以又有一句话：“汤武之隆，诗人歌之”，这是说诗人所歌的便是历史了。后来直到唐代，韩昌黎《平淮西碑》，李义山诗极称之，谓其：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这就是把《尚书》和《诗经》并提。当然我们不能根据李义山来讲《尧典》、《舜典》是真《尚书》，但可讲《诗经》也就是历史。这里便见各人读书，可以有见识不同。诸位不要认为一句书只有一条路讲。我此所说，从古代直到唐时人，像李义山是一个诗人，他也懂得《诗》、《书》两经都同史学有关系。周公为什么被人称重？由司马谈讲，是因他在宣扬史学上有了贡献。周代到了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学者至今则之”，这就是孟子所说“诗亡而后春秋作”了。诸位至此应知，我此刻讲中国史学名著，从周公《西周书》讲到孔子《春秋》，接着讲太史公《史记》，其实太史公父亲就已这样讲。他又说：“汉兴，天下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他是说：我做汉朝的太史官，我没有能把汉代这些事情好好儿记下，那么这个天下的史文不是在我手里废了吗？这几句话，就是我上面所引“无忘吾所欲论者”的话。而后来读《太史公自序》的人，只注意了上一段，不注意到下一段。甚至于说：司马谈因汉武帝没有要他跟着上泰山，他气出病来，对他儿子说：等我死了，你做太史官，你该把许多事情写出来，于是遂说太史公史记是一部“谤书”，来谤毁汉武帝这个朝廷的。他父亲一口怨气死了，所以司马迁《史记》就是要写《封禅书》。请问这样，一部《史记》尚有何价值可言2太史公父亲司马谈就因做了汉朝太史官，而没有为汉朝写下一部历史，所以遗命司马迁要完成父志。今试问写历史从哪里来？岂不是从周公。孔子来，那岂不是历史应以人物为中心，也就跃然纸上了吗？
诸位听着我前面几堂讲，便知读书不易。读了孟子“诗亡而后春秋作”，不是不懂这句话怎讲么？读了《太史公自序》，恰恰有如孟子“诗亡而后春秋作”的注脚。你能说司马谈没有读过《孟子》吗？诸位只有翻书的习惯，《史记·太史公自序》是翻得到的，孟子这句话便不易翻到。读到太史公这里，孟子这句话便有用了。此是书之不易读。而《大史公自序》记他父亲司马谈讲话，大家又只读了上一截不再读下一截，不是不曾读，乃是读了仍如不曾读，此是读书不易之又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