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

不新的《万历十五年》/王小波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很早就在中国出版了，因为选了家好的出版社(三联)，所以能够不断重印。我手里这一本是95年底第4次印刷的，以后还有可能再印。这是本老书，但以新书的面目面市。这两年市面上好书不多，还出了些“说不”的破烂。相比之下我宁愿说说不新的《万历十五年》：旧的好书总比新的烂书好。
　　黄先生以明朝的万历十五年为横断面，剖开了中国的传统社会：这个社会虽然表面上尊卑有序，实际上是乱糟糟的。书里有这么个例子：有一天北京城里哄传说皇上要午朝了，所有的官员(这可是一大群人)赶紧都赶到城市的中心，挤在一起像个骡马大集，把皇宫的正门堵了个严严实实，但这件事皇上自己都不知道，把他气得要撒癔症。假如哪天早上你推门出去，看到外面楼道上挤满了人，都说是你找来的，但你自己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你也要冒火，何况是皇上。他老人家一怒之下罚了大家的俸银──这也没有什么，反正大家都有外快。再比方说，中国当时军队很多，机构重叠，当官的很威武，当兵的也不少，手里也都有家伙，但都是些废物。极少数的倭寇登了陆，就能席卷半个中国。黄先生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来考察，到处都是乱糟糟；偏偏明朝理学盛行，很会摆排场，高调也唱得很好。用儒学的标准来看，万历年间不能说是初级阶段，得说是高级阶段，但国家的事办得却是最不好，要不然也不会被区区几个八旗兵亡掉。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说，仅靠儒家的思想管理一个国家是不够的，还得有点别的；中国必须从一个靠尊卑有序来管理的国家，过渡到靠数目字来管理的国家。
　　我不是要和黄先生扳杠，若说中国用数字来管理就会有前途，这个想法未免太过天真──数数谁不会呢。大跃进时亩产三十万斤粮，这不是数目字吗？用这种数字来管理，比没有数字更糟，这是因为数字可以是假的，尤其是阿拉伯数字，在后面添起0来太方便，让人看了打怵。万历年间的人不识数吗？既知用原则去管理社会不行，为什么不用数字来管？
　　黄先生又说，中国儒家的原则本意是善良的，很可以作道德的根基，但在治理国家时，宗旨的善良不能弥补制度的粗疏。这话我相信后半句，不信前半句。我有个例子可以证明它行不通。这例子的主要人物是我的岳母，一个极慈爱的老太太。次要人物是我：我是我丈母娘的女婿，用老话来说，我是她老人家的“半子”──当然不是下围棋时说的半个子，是指半个儿子──她对我有权威，我对她有感情，这是不言而喻的。我家的卫生间没有挂镜子，因为是水泥墙，钉不进钉子。有一天老太太到我们家来，拿来了一面镜子和一根钉子，说道：拿锤子来，你把钉子钉进墙里，把镜子挂上。我一看这钉子，又粗又钝。除非用射钉枪来发射，决钉不进墙里──实际上这就是这钉子的正确用途。细心考虑了一下，我对岳母解释道：妈，你看这水泥，又硬又脆，差不多和玻璃一样。我呢，您是知道的，不是一支射钉枪，肯定不能把它一下打进墙里，要打很多下，水泥还能不碎吗？结果肯定是把墙凿个坑，钉子也钉不上──我说得够清楚的了吧？老太太听了瞪我一眼道：我给你买了钉子，又这么大老远给你送来，你连试都不试？我当然无话可说。过了一会儿，地上落满了水泥碎块，墙上出现了很多浅坑。老太太满意了，说道：不钉了，去吃饭。结果是我家浴室的墙就此变了麻子，成了感情和权威的牺牲品。过些时候，遇到我的大舅子，才知道他家卫生间也是水泥墙，上面也有很多坑，也是用钝钉子钉出来的；他不愿毁坏自己的墙，但更不愿伤害老太太的感情。按儒家的标准，我岳母对待我们符合仁的要求，我们对待我岳母也符合仁的标准，结果在墙上打了些窟窿。假设她连我的PC机也管起来，这东西肯定是在破烂市上也卖不出去，我连吃饭的家伙都没有了。善良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所以让我去选择道德的根基，我愿选实事求是
　　我说《万历十五年》是本好书，但又这样鸡蛋里挑骨头式的找它的毛病。这是因为此书不会因我的歪批而贬值，它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前辈──古时候的读书人，或者叫作儒生们──是怎样作人做事的。古往今来的读书人，从经典里学到了一些粗浅的原则，觉得自己懂了春秋大义，站出来管理国家，妄断天下的是非屈直，结果把一切都管得一团糟。大明帝国是他们交的学费，大清帝国又是他们交的学费。老百姓说：罐子里养王八，养也养不大。儒学的罐子里长不出现代国家来。万历十五年是今日之鉴，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之鉴，我希望他们读过此书之后，收拾起胸中的狂妄之气，在书斋里发现粗浅原则的热情会有所降低，把这些原则套在国家头上的热情也会降低。少了一些造罐子的，大家的日子就会好过了.
　　《万历十五年》一波三折的背后/孙展，《中国新闻周刊》
　　1975年9月，时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教授的黄仁宇，携带妻儿进行了一次耶鲁之行。此行的目的是为了他刚刚写就的一部书稿——《中国并不神秘》，寻求该校历史系教授亚瑟·莱特(芮沃寿)的帮助。亚瑟·莱特是美国著名的史学家兼评论家，有了他的推荐，黄仁宇书稿的出版将会变得顺利许多。
　　但这却并不是一次愉快之旅。
　　那是一个大雨的午后，黄仁宇与亚瑟·莱特进行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沟通，却没有得到这位学术权威的肯定。在亚瑟·莱特看来，这位华裔学者的书稿立意过于宏大，它试图仅仅用数万字告诉读者中国历史兴衰罔替的秘密，而这几乎是徒劳无功的，莱特建议黄选择具体的研究时段进行细节描述。但黄仁宇所却并不这样认为，他一直试图用一种“望远镜”的观点，也就是宏观视野的“大历史观”来诠释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脉络。两人最终也没能达成一致。
　　数年之后，黄仁宇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他用“悲愤交加”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亚瑟·莱特的否定不但断送了这本书的出版之路，也对他的教职产生影响——此时的黄仁宇急需出版一部有分量的著作来证明自己的学术价值。
　　但有一点让黄仁宇感到鼓舞，莱特肯定了黄所提到的“一部反映16世纪末某一年发生在中国的事”的写作计划。这本来是黄仁宇为《中国并不神秘》撰写的姊妹篇，按照黄仁宇的构想，《中》描述的是中国历史的纵切面，概述两千年来中国历史的高峰和低谷。而《中》的姊妹篇则是中国历史的横切面，以帝国晚期为切点，叙述帝国内部的运作状况。黄仁宇准备用这个时代的几个人物的综合传记来反映帝国统治的方方面面。而莱特则提议让他参考朱东润撰写的《张居正大传》，同时提醒黄仁宇要避免著作成为小说和历史的混杂体。
　　一年之后，黄仁宇的新书稿完成，取名《无关紧要的1587年：明王朝的衰落》，但却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出版社。大学出版社认为这部书过于文学化，而商业出版社则认为这部书过于学术。
　　无奈之下，黄仁宇自己动手将书稿译成中文，并定名为《万历十五年》，托人带到国内寻找合适的出版机会。这已是1979年，距离成稿已经三年。
　　书稿先是交到了著名画家黄苗子手中。黄写信给时任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副主任的傅璇琮，提到“这样做对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会有好影响”。
　　傅璇琮拿到书稿后立即进行了审读，这的确是一本与众不同的书稿，在文革刚刚结束不久，史学研究还深受意识形态影响，出版这样一部非内地学人，同时观点与传统迥异的著作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傅璇琮在审稿意见中提到“书名虽然是万历十五年，但实际论述的是明朝中期的社会情况，着眼点是较广的。”他和编辑室的另一名副主任魏连科共同向上写了报告，“原则上同意出版”。
　　报告虽然提交，但是中华书局的一位领导却表示何必要出外国人的书。这样，出版计划耽搁下来。正在困境之中，中华书局副总编辑赵守俨看完书稿后却力主出版此书，就这样，《万历十五年》最终列入了中华书局的出版计划。
　　由于黄仁宇长期在海外生活，他自己翻译的稿子当中有不少晦涩难懂之处。傅璇琮就请了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沈玉成对稿件进行润色。每当沈玉成修改完一章，就交由傅璇琮寄给黄仁宇。黄仁宇对沈玉成修改后的书稿极为满意，双方书信往来，商定修改长达三年之久，直到1982年，书稿才最终定稿。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也在历经波折之后，终于在1979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出版立即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美国著名作家欧蒲台专门写信给黄仁宇说，“我从《时代》周刊获悉您的大作。虽然它与我的知识范围相距甚远，但我还是请求在《纽约客》上为它写一篇书评。”他在评论里评价说，《万历十五年》尽管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但却具有卡夫卡小说《长城》那样的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
　　中华书局版的《万历十五年》第一次印刷就有2.5万册，结果一销而空。即便是放到今天，这样的销量在学术书籍当中也是相当罕见的。为了表达对中华书局和沈玉成的感谢，黄仁宇提出自己不要稿费，同时将稿费的三分之一交给沈玉成，但沈玉成却执意不收。中华书局最终将稿费折价为样书寄给了黄仁宇。
　　让黄仁宇感到遗憾的是，中文版缺少了插图，他本意是通过文字和图像让读者更直观地感受历史。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在《万历十五年》成书三十年之后，中华书局又推出了增订本，配上了插图并修订了一些错误。遗憾的是，黄仁宇2000年去世，无法看到新书的发行。而如今，他生前一直力推的“大历史观”已经为世界各地的读者所熟知。

明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是极其普通的年份。作者以该年前后的史事件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涉取的经验和教训。作者以其“大历史”观而闻名于世，本书中这一观念初露头角，“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本书自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出版以来，好评如潮，在学术界和文化界有广泛的影响。
　　《万历十五年》是一部改变中国人阅读方式的经典，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融会黄先生数十年人生经验与治学体会与一体，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之症结，观察现代中国之来路，发人深思。书名虽为万历十五年，然而其内容却俯瞰了整个明朝的兴衰，并且告诉我们与以往历史书中不同的海瑞、张居正……读黄仁宇的书，你会深刻体会“历史给人以智慧”！
　　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明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是极其普通的年份。
　　这是对当代中国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部经典之作。它的重要在于，这本书提供了一种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具有颠覆意义的叙述历史的新方式。在此之前，国人的历史写作，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政治宣传的一部分。几乎所有的历史书都是一种模式，一种口吻，一种角度，只提供了一种画面。黄仁宇的这本书，简直是给我们开放了另一个世界，每一位阅读这本书的大陆人都会震惊，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原来历史是如此的有趣、复杂、丰富，原来历史人物并不像我们的教科书上讲的那样单调、格式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就像一道匕首，撕开了由意识形态统治历史写作的铁幕。
　　在《万历十五年》出版之后，“中国历史学界的精神面貌就焕然一新了”，中国人的历史阅读翻开了新的篇章。不夸张地说，在《万历十五年》之后，中国大陆进入了一个历史书写作和阅读的黄仁宇时代。

黄仁宇 （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
其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

自序
第一章 万历皇帝
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
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第六章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第七章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参考书目
附录一
附录二
《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既然如此，著者又何以把《万历十五年》题作书名来写这样一本专著呢?
　　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问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由于表面看来是末端小节，我们的论述也无妨从小事开始。这一年阳历的3月2日，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树枝还没有发芽，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然而在当日的午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原来是消息传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乘轿的高级官员，还有机会在轿中整理冠带；徒步的低级官员，从六部衙门到皇城，路程逾一里有半，抵达时喘息未定j也就顾不得再在外表上细加整饰了。
　　站在大明门前守卫的禁卫军，事先也没有接到有关的命令，但看到大批盛装的官员来临，也就以为确系举行大典，因而未加询问。进大明门即为皇城。文武百官看到端门午门之前气氛平静，城楼上下也无朝会的迹象，既无几案，站队点名的御史和御前侍卫“大汉将军”也不见踪影，不免心中揣测，互相询问：所谓午朝是否讹传?
　　近侍宦官宣布了确切消息，皇帝陛下并未召集午朝，官员们也就相继退散。惊魂既定，这空穴来风的午朝事件不免成为交谈议论的话题：这谣传从何而来，全体官员数以千计而均受骗上当，实在令人大惑不解。[1]
　　对于这一颇带戏剧性的事件，万历皇帝本来大可付诸一笑。但一经考虑到此事有损朝廷体统，他就决定不能等闲视之。就在官员们交谈议论之际，一道圣旨已由执掌文书的宦官传到内阁，大意是：今日午间之事，实与礼部及鸿胪寺职责攸关。礼部掌拟具仪注，鸿胪寺掌领督演习。该二衙门明知午朝大典已经多年未曾举行，决无在仪注未备之时，仓卒传唤百官之理。是以其他衙门既已以讹传误，该二衙门自当立即阻止。既未阻止，即系玩忽职守，着从尚书、寺卿以下官员各罚俸两月，并仍须查明究系何人首先讹传具奏。
　　礼部的调查毫无结果，于是只能回奏：当时众口相传，首先讹传者无法查明。为了使这些昏昏然的官员知所儆戒，皇帝把罚俸的范围由礼部、鸿胪寺扩大到了全部在京供职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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