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医学的诞生——人文与社会译丛》读后感 ：
这是在看孔庆东先生的书时，看孔先生提到的这本书，当时便很有独特效果：《临床医学的诞生》，这么个书名。孔先生是以研究金庸出名，实则为鲁迅新推广者。金庸的中医造诣可是不错的，鲁迅更是弃医从文。孔先生说这本...... 【完全阅读本读后感】
《临床医学的诞生——人文与社会译丛》当当编辑推荐：
作为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创立者，米歇尔·福柯首先是一位文化理论家。他的研究遍及社会科学和人类学的各个领域，并且产生极为广泛的影响，疯癫、性、医学史、著作活动本质、文学及犯罪、编史实践、教养所之发展、现代社会的权力及话语的本质，这些仅仅是福柯及有见解和见识地著述过的众多课题中的一部分而已。
安德鲁·萨克尔（乌尔斯特大学）
结论
本书与其他一些书一样，是在几乎杂乱无章的思想史领域里应用某种方法的尝试。
本书的历史依托是有限的，因为从总体上看，它探讨的是不到半个世纪的医学观察及其方法的发展。但是它涉及到一段重要时期，标志着一个不可泯灭的历史门槛：在这个时期，疾病、反自然、死亡，总之，疾病的整个隐晦底面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与此同时，又像黑夜一样照亮和消除自身，而这一切发生在深邃、可见、实在、封闭但又可接近的人体空间里。根本不可见的东西突然呈现给目视之光，其呈现运动如此简单、如此直接，以至于看上去好像是一种高度发展的经验自然而然产生的后果。仿佛千百年来医生第一次终于摆脱了理论和幻想，一致同意用纯粹而无偏见的目光来审视他们的经验对象。但是，需要把这种分析颠倒过来：发生变化的乃是可见性形式；新的医学精神——比夏无疑是以绝对连贯的方式见证它的第一个人——不能被归因于某种心理学或认识论的净化行动；它不过是一次关于疾病的认识论改造，使可见性与不可见性的界限遵循一种新的样式；疾病底下的深渊就是疾病本身，它出现在语言之光下——毫无疑问，照亮《索多玛的一百二十天》、《朱莉埃特》和《索雅的灾难》（这些著作均出自萨德侯爵之笔。）的是同一种光亮。
但是我们在此关注的不仅仅是医学以及关于患者个人的知识在短短几年内被建构的方式。因为要使临床经验变成一种认识，那么医院场域的改造、对病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的新界定、（社会）救济和（医学）经验、救护与知识之间关系的确立，就是必不可少的；病人必须被纳入一个集体性的同质空间里。还有必要让语言向一个全新的领域开放：在这个领域里，可见者与可陈述者之间具有永恒而客观的对应关系。由此一种对科学话语的全新用法被界定下来：这种用法要求忠实和无条件屈从于五彩斑斓的经验内容——说出所见到的东西；但是这种用法也涉及到经验的基础和构造——用说来展示所见的东西。因此就有必要把医学语言安置在这种表面肤浅其实根底深厚的层次上；在这种层次上，描述性公式也是一种揭示性姿态。而这种揭示则把尸体的话语空间——被揭示的内部——当做自己真理的发源地和显现场域。病理解剖学的建构恰好是医师确定他们的方法之时，这不是纯粹的巧合：为了使经验达到平衡，就需要目视投向个人，需要描述的语言依托于死亡之稳定、可见和可读的基础。
这种把空间、语言和死亡联结起来的结构——其实就是众所周知的解剖临床方法——构成了实证医学产生和被接受的历史条件。实证在这里应该在很强的意义上来理解。疾病与多少世纪以来难解难分的那种恶之形而上学分道扬镳了；它在死亡的可见性中找到了使它的内容得以实证地充分显现的形式。原先从与自然的关系角度考虑，疾病就成为一种无可还原的否定，其原因、形式和现象只能是间接地在不断后退的背景前呈现；从死亡的角度看，疾病就变得可以被彻底读解，能够向语言和目视的权威解析毫无保留地开放。正是当死亡变成医学经验的具体前提时，死亡才能够从反自然中脱身，而体现在每个人的活生生身体中。
无疑，这将是关于我们文化的一个关键性事实，即第一种关于个人的科学话语不得不经历这个死亡阶段。只有在指涉自身的毁灭时，西方人才能够用自己的眼睛把自己建构成一个科学对象，用自己的语言来捕捉自己，通过自己并借助自己使自己获得一种话语存在：从非理性的经验中才产生出整个心理学以及心理学存在的可能性；通过把死亡纳入医学思想，才诞生了被规定为关于个人的科学的那种医学。因此，一般说来，现代文化中的个体经验是与死亡经验联系在一起的：从比夏解剖的尸体到弗洛伊德的人，一种与死亡难解难分的关系给这种普遍之物赋予了一种独特的面貌，使每一个人都具有了永远可被听见的权力；死亡则使个人有了一种不会与他一同消失的意义。死亡造成的分界和它所标志的有限性看似矛盾地把语言的普遍性同个人那不稳定而又不可取代的形态联系起来。用描述无法穷尽的、多少世纪以来驱之不散的那种有感知的东西终于在死亡中发现了自身话语的法则。它在语言所表达的空间里展示了大量的身体及其简单的秩序。
人们不难理解在关于人的科学的体制中医学竟然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这种重要性不仅仅是方法论方面的，而且因为它把人的存在当做实证知识的对象。
个人既是自己认识的主体又是自己认识的对象，这种可能性就意味着这种有限物的游戏在知识中的颠倒。对于古典思想来说，有限性除了表示对无限的否定外没有其他任何内容，而在十八世纪末形成的思想则赋予肯定（实证）的力量：由此出现的人类学结构同时扮演了界限的批判角色和起源的奠基角色。正是这种颠倒成为组建一种实证医学所需的哲学蕴义；反过来，这种实证医学则在经验层面上标志着那种把现代人与其原初的有限性联结起来的基本关系的显现。由此，医学在整个人的科学的大厦中就占据了基础位置：它比其他科学更接近支撑着所有这些科学的人类学框架。由此也导致了它在各种具体生存形式中的威望：正如加尔迪亚（Ｇｕａｒｄｉａ）所说，健康取代了拯救。这是因为医学给现代人提供了关于他自身有限性的顽固却让人安心的面容；其中，死亡会重复出现，但同时也被祛除；虽然它不断地提醒人想起他本身固有的限度，它也向他讲述那个技术世界，即他作为有限存在物的那种武装起来的、肯定性的充实形式。就在这个时刻，医学的姿态、言词和目光具有了一种哲学的厚度，而这原来只属于数学思想。比夏、杰克森和弗洛伊德在欧洲文化中的重要性并不能证明他们既是医生又是哲学家，但是能够证明在这种文化中，医学思想完全与人在哲学中的地位相关联。
因此，这种医学经验极其接近从荷尔德林到里尔克用人的语言所寻找的那种抒情经验。这种经验开始于十八世纪而延续至今。它与向各种有限存在形式的回归紧密相连。死亡无疑是最具威胁性但也最充实的形式。荷尔德林笔下的恩培多克勒自愿地行进到埃特纳火山边缘。这是人与神之间最后一位中间人的死亡，是地球上无限存在的终结，是回归到其火源的火焰，所留下的惟一痕迹——个体那美丽而封闭的形式——也即将被他的死亡所消除；在恩培多克勒之后，世界被置于有限性的标记之下，处于有限性的粗暴法则统治之下不可调和的状态；个体的命运将总是出现在那种既显现它又隐匿它、既否定它又构成其基础的客观性中：“在此，主观性和客观性也同样在交换面孔”。乍看很奇怪的是，维系十九世纪抒情风格的那种运动居然与使人获得关于自己的实证知识的那种运动是同一运动；但是，知识的图像和语言的图像都应服从同一深层法则，有限性的侵入应以同样方式支配着这种人与死亡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前者以理性方式批准一种科学话语的权威，在后者打开了一种语言的源泉，这种语言在诸神缺席而留下的虚空中无限地展开，对此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临床医学的形成不过是知识的基本配置发生变化的诸多最明显的证据之一；很显然，这些变化远远超出了从对实证主义的草率读解所能得出的结论。但是当人们对这种实证主义进行深入的研究时，就会看到有一系列图像浮现出来。这些图像被它隐匿着，却是它的诞生所不可缺少的。它们随后将被释放出来，但吊诡的是，它们却被用来对抗它。尤其是，现象学顽强地用以对抗它的那种东西早已存在于诸多条件组成的系统中：在经验的原初形态中被感知物的意蕴力量及其与语言的对应关系，基于符号价值对客观性的组建，资料的秘密语言结构，人体空间性的构成特性，有限性在人与真理的关系中和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中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关系到实证主义的创生。虽然密切相关，但为了它的利益而被忘却了。以至于当代思想相信自十九世纪末以来自己已经逃离了它，因此只能一点一滴地重新发现使自身的存在成为可能的条件。在十八世纪的最后几年，欧洲文化勾画了一种迄今尚未澄清的结构；我们只是刚刚开始去解开几条线索，我们还很不了解它们，以至于我们不是把它们当做新奇事物就是认定古已有之，其实在近二百年来（不会更短，但也不会长出很多）它们一直构成我们经验的阴暗而坚实的网。
《临床医学的诞生——人文与社会译丛》亚马逊编辑推荐：
本书是法国当今著名学者米歇尔·福柯的一部医学史研究专著，探讨现代意义上的医学，也就是临床医学的诞生的历史。作者以十八、十九世纪众多著名的临床医学家的著作和各种相关领域的文献为依据，从历史和批评的角度研究了医学实践的可能性和条件，描绘了医学科学从对传统医学理论的绝对相信转向对实证观察的信赖，从封闭式的治疗转向开放式的治疗，从而导致在临床诊断中诸如征候、症状、言语、病人、病体、环境等一系列因素和其相互关系的重新组合，及医学认识的深刻改造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
《临床医学的诞生——人文与社会译丛》内容简介 ：
本书是法国当今著名学者米歇尔·福柯的一部医学史研究专著，探讨现代意义上的医学，也就是临床医学的诞生的历史。作者以十八、十九世纪众多著名的临床医学家的著作和各种相关领域的文献为依据，从历史和批评的角度研究了医学实践的可能性和条件，描绘了医学科学从对传统医学理论的绝对相信转向对实证观察的信赖，从封闭式的治疗转向开放式的治疗，从而导致在临床诊断中诸如征候、症状、言语、病人、病体、环境等一系列因素和其相互关系的重新组合，及医学认识的深刻改造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
《临床医学的诞生——人文与社会译丛》作者简介 ：
米歇尔·福柯（1926-1984）出生于法国维埃纳省省会普瓦捷。曾任里尔大学助教、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法语教师、波兰华沙大学法国文化中心主任、突尼斯大学哲学教授，1972年就任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教授。福柯对包括精神病学、疯癫史、性、临床医学等在内的人文科学诸领域进行了广告而卓越的研究，他的著何作如《精神病与人格》、《词与物》、《疯癫史》、《性史》、《临床医学的诞生》等对于当代人文科学的研究都有着巨大的国际影响。
亚马逊目录 ：
前言
第一章 空间与分类
第二章 政治意识
第三章 自由场域
第四章 临床医学的昔日凄凉
第五章 医院的教训
……
当当书摘插图 ：
一七零七年三月发布的“薄绢法令”对十八世纪的医生开业与医生培养起了限定作用。当时的任务是要打击江湖骗子、庸医以及“无资格、无能力的行医者”；同时亟需整顿多年来“松松垮垮”的医学院。因此，法令规定，今后王国内的大学，凡是设有医学院的或曾经设有医学院的，都须讲授医学；教员职位不得无限期地空缺，一旦有空缺就须填补；学生每四个月注册一次，经过三年的学习方可获得学位；他们必须依次通过每年的考试方能获得业士、学士和博士头衔；他们必须修满解剖学、化学、盖伦药理学和药草演示等必修课程。除此之外，法令第二十六条宣布了如下原则：“凡未获得学士学位者，即使不取报酬，也不得行医或开药方”；该条附有补充说明(这是医学院以接受整顿作为代价所获得的重大成果与目标)：“所有宗教人员，无论是托钵僧还是非托钵僧，都属于这一条规定的禁止范围”。到该世纪末，人们的批评意见至少在四个方面比较一致：江湖骗子依然盛行于世；医学院提供的正规教学既不能满足医学实践的需要，也不能跟上新的发现(只讲授理论；根本不考虑数学和物理学)；医学院太多太滥；腐败现象严重(教职变得像其他官职一样可以买到；教师收费才上课；学生花钱就能通过考试，而且可以雇收人低的医生给他们写论文)，因此学医的费用极其昂贵——更糟糕的是，即使有了医生资格，新医生还得跟随一些著名的医生出诊，才能积累实践经验，为此他们还得花钱。这样，大革命就面对着两项要求：一是更严格地限制行医资格，二是更严格地管理大学课程。但是，这二者都与整个改革潮流背道而驰，因为改革的目的是废除行会和师徒体制，关闭大学。
由此，在以下三种要求之间产生了某种紧张关系：一是对知识加以重组，二是废除特权，三是有效地监控国民的健康。医学以及政府借助于医学应该不受限制地监视公民，但是这种自由的目视如何能够既装备精良、充分有效，又不会陷入知识的神秘性和严格的社会特权的魔爪?
第一个问题：医生能否成为一个没有同业公会法、行医限制、资格限制等等保护的自由职业?国家的医学意识是否与其公民意识或道德意识一样是自发的?医生捍卫他们同业公会权利的理由是，这种权利不是特权，而是合作的权利。医学团体应该有别于政治团体，因为它无意限制他人的自由，无意把法律和义务强加给公民；它的规定只适用于自身；它的“管辖权只限于自身内部”；但是，它也有别于其他的行业团体，因为它不是为了维护某些权利和模糊的传统，而是为了核对与交流知识：如果没有一个有组织的机构，智慧之光一产生旋即熄灭，个人经验会丧失殆尽。在组成一个团体时，医生就默认了一个誓言：“我们愿意通过我们大家的认识来强化自己，启迪我们的头脑；我们之中一些人的短处应能被另一些人的长处所减轻；我们聚集到一起接受共同的管理，将进一步激发起我们之间的竞争”。医学界对自己的批评要多于对自己的辩护。正因为如此，更需要防止民众陷人自己的错觉和听信江湖骗子的神话。“如果医师和外科医生组成社会上一个必不可少的团体，由于他们的职能十分重要，立法权威就需要专门考虑如何防止滥用职权”。如果一个自由国度希望自己的公民免除错误和病痛．，它就不能允许自由地行医。
实际上，没有人想过让医疗活动完全自由，实行无限制竞争的自由体制。即使是吉伦特派中最主张自由主义的分子也不曾这样想过。甚至马蒂厄·热劳在要求废除现有的一切医学团体时，也希望各郡都建立一个法庭，审判“任何没有技能证书而在玉学领域浑水摸鱼者”。但是，医生开业问题又与另外三件事紧密相关：全面废除行会，医学协会的消失，尤其是大学的关闭。
从下述文字中，我们看到一个无限广阔的临床领域：“通过混杂而模糊的症状揭示一种疾病的根源和起因；认识它的性质、形式及其引起的并发症；一眼就能分辨它的各种特征和差异；通过迅速而精细的分析把它与其他各种无关的事物分开；预见在整个疾病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良性或恶性情况；利用自然本身提供的最佳时机实施治疗；估量生命的活力和器官的运动；根据需要增强或减弱它们的能量；准确地决定何时采取行动、何时应该等待；对各种治疗方法的利弊加以权衡，信心十足地做出判断；选择那种见效最快、最适合、最有把握的方法；利用经验；把握机会；充分利用时机，周密考虑风险；使自己成为病人及其病痛的主人；减轻他们的痛苦；平抚他们的焦虑；对他们的需要预先做好准备；承受他们的失常表现；利用他们的性格来驾驭他们的意志，不是像残酷的暴君统治自己的奴隶，而是像体贴的父亲关照着孩子的命运”。
这段严肃而唠叨的文字与另一段文字结合起来就显现出自己的意义。看似矛盾的是，后一段文字虽然十分简洁，但是如果添加到前一段文字后面，却无蛇足之虞：“我们应该尽可能地使科学视觉化”山。从对晦暗的逐渐阐明，对本质的谨慎解读，对时机和风险计算，到对心灵的主宰和对父亲权威的篡夺，如此众多的权力不过是目视的王权——眼睛认识和决定一切、眼睛统治一切——建立过程中的众多形式。
临床教学并非肯定是基于目视的运作和决断整理一门科学的首次尝试。从十七世纪后半期起，博物学就开始根据自然物的可见性质来对其进行分析和归类。古代和中世纪积累的全部知识宝库是植物的功效、动物的技能，神秘的对应和感应，但是自约翰·雷之后，这整个知识“宝库”对于博物学家来说都变得次要了。而真正有待认识的东西是“结构”，即形式、空间布局，各种因素的数量和大小：博物学：自命的任务是给它们定位，把它们改写成话语，将它们加以对照或综合，目的在于一方面能够确定有生命物的相邻关系或亲缘关系(从而确定宇宙的统一性)，另一方面能够迅速地辨识每一个个体(从而辨识他在宇宙中的独特位置)。
临床教学对目视的需求不亚于博物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二者几乎完全相同：要求目视去观看，去分辨出特征，去识别出相同的东西和不同的东西，按照种和属加以分类。博物学的模式始终很活跃，十八世纪的医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屈从于它。昔日索瓦热所怀有的那种成为疾病领域的林奈的梦想直到十九世纪还没有完全消退：医生们一直在疾病领域采集着标本。但是，医学目视也在以一种新的方式形成。首先，它不再是随便任何一个观察者的目视，而是一种得到某种制度支持和肯定的医生的目视，这种医生被赋予了决定和干预的权力。其次，这种目视并不受制于某种结构的狭窄格栅（形式、布局、数量、大小），而是应该并且能够捕捉住色彩、差异、细小的偏差，时刻警惕着异常现象。最后，这种目视不满足于观察显而易见的东西；它应该使人们能够大致测算出机会和风险；它应该长于算计。
毫无疑问，我们不能把十八世纪晚期的临床医学看做是长期背负着错误认识的目视回归纯洁。我们甚至也不能认为这种目视只是发生了一种指向转换，或者认为是它的能力得到更好的运用。当认识主体进行自我重组，改变自身，并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运作时，新的对象也相应地主动向医学目视呈现自己。因此，不是疾病概念先发生变化，然后辨认它的方式也随之改变；也不是特征描述体系先发生变化，然后理论也随之改变；相反，它们是在更深的层次上—疾病与这种目视的关系层次上—同时发生变化。疾病是自动呈现给这种目视并构建这种目视。在这个层次上，理论和经验、方法与结果之间是无法区分的；人们必须解读可见性的深层结构，而在这些结构里场域和目视是被知识符码联系起来的；在这一章里，我们将研究这些符码的两种主要形式：征候的语言结构和病例的随机结构。
在十八世纪的医学传统里，疾病是以症状（symptome）和征候（signe）的方式呈现给观察者的。它们之间的区分既在于它们的形态学（morphologie），也在于它们的语义价值。症状—及其支配性地位—是疾病呈现的形式：在所有的可见物中，它最接近本质；它是不可企及的疾病性质的最直接译写。咳嗽、发烧、胸痛、呼吸困难本身并不是胸膜炎—这种疾病本身从来不会展示给感官，而“只是透露给推理”—但是它们构成了它的“基本症状”，因为它们使人们有可能确定一种疾病状态（与健康状态相反），一种疾病本质（例如，不同于肺炎）以及一种直接的原因（浆液充溢）。症状使得这种疾病的半遮半露的不变形象隐约显出。
征候是宣告性的：预后性征候预告将要发生的情况；既往症征候宣告过去发生的情况；诊断性征候显示正在发生的情况。在征候与疾病之间有一段距离，必须把它突显出来才能跨越它，因为征候常常以间接和意外的方式出现。它并不提供任何认识的对象，它至多提供认识的基础。认识自身摸索着进人隐蔽事物的各个侧面：脉搏暴露出血液流通的看不见的力度和节奏；征候也泄露了时间的秘密，例如指甲发青就准确无误地宣告了死亡将至，“肠热”的第四日发作预示着痊愈。征候借助看不见的事物显示了将要消退、潜藏在下面和将要出现的情况。它涉及的是结果、生命和死亡，而不是那种一成不变的真理，即症状使之作为现象而显现出来的给定的、隐蔽的真理。
因此，十八世纪译写出疾病的双重现实，即自然的现实和戏剧的现实，确立了一种认识的真实性和一种实践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幸福安宁的结构，其中维持着两种体系之间的平衡，一方面是自然一疾病体系，其可见形式植根于不可见的世界里，另一方面是时间一结果体系，后者通过一种可见的定位而预测不可见的世界。
这两个体系都是自为地存在着；它们的差异是一个自然的事实，医学知觉只能适应这一事实，而不能建构这一事实。
临床方法的形成与医生的目视进入征候和症状场域紧密相联。认识它的建构权利，就需要抹杀它们之间的绝对区分，而且需要做出如下假设：能指（征候和症状）从此将完全能够被所指包容，能指的最原始现实状态将毫无掩饰和保留，所指的本质——疾病的核心——将在能指的可理解的句法中被彻底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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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零七年三月发布的“薄绢法令”对十八世纪的医生开业与医生培养起了限定作用。当时的任务是要打击江湖骗子、庸医以及“无资格、无能力的行医者”；同时亟需整顿多年来“松松垮垮”的医学院。因此，法令规定，今后王国内的大学，凡是设有医学院的或曾经设有医学院的，都须讲授医学；教员职位不得无限期地空缺，一旦有空缺就须填补；学生每四个月注册一次，经过三年的学习方可获得学位；他们必须依次通过每年的考试方能获得业士、学士和博士头衔；他们必须修满解剖学、化学、盖伦药理学和药草演示等必修课程。除此之外，法令第二十六条宣布了如下原则：“凡未获得学士学位者，即使不取报酬，也不得行医或开药方”；该条附有补充说明(这是医学院以接受整顿作为代价所获得的重大成果与目标)：“所有宗教人员，无论是托钵僧还是非托钵僧，都属于这一条规定的禁止范围”。到该世纪末，人们的批评意见至少在四个方面比较一致：江湖骗子依然盛行于世；医学院提供的正规教学既不能满足医学实践的需要，也不能跟上新的发现(只讲授理论；根本不考虑数学和物理学)；医学院太多太滥；腐败现象严重(教职变得像其他官职一样可以买到；教师收费才上课；学生花钱就能通过考试，而且可以雇收人低的医生给他们写论文)，因此学医的费用极其昂贵——更糟糕的是，即使有了医生资格，新医生还得跟随一些著名的医生出诊，才能积累实践经验，为此他们还得花钱。这样，大革命就面对着两项要求：一是更严格地限制行医资格，二是更严格地管理大学课程。但是，这二者都与整个改革潮流背道而驰，因为改革的目的是废除行会和师徒体制，关闭大学。
由此，在以下三种要求之间产生了某种紧张关系：一是对知识加以重组，二是废除特权，三是有效地监控国民的健康。医学以及政府借助于医学应该不受限制地监视公民，但是这种自由的目视如何能够既装备精良、充分有效，又不会陷入知识的神秘性和严格的社会特权的魔爪?
第一个问题：医生能否成为一个没有同业公会法、行医限制、资格限制等等保护的自由职业?国家的医学意识是否与其公民意识或道德意识一样是自发的?医生捍卫他们同业公会权利的理由是，这种权利不是特权，而是合作的权利。医学团体应该有别于政治团体，因为它无意限制他人的自由，无意把法律和义务强加给公民；它的规定只适用于自身；它的“管辖权只限于
自身内部”；但是，它也有别于其他的行业团体，因为它不是为了维护某些权利和模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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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临床医学的诞生——人文与社会译丛》书评 ：
主编的话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冗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或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戊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人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唯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囿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些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决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巾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空任何学院入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剌。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违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刘东 1999年6月于京郊溪翁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