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代有才人出》当当编辑推荐：
五千年的文明，中国文人名士占据了太多重要的地位，联系着中国一代代文人从古至今的文化情结的必然是那始于春秋秉承于两汉归结于明清的中国文人风骨。中国古代的文人名士承袭着儒家学说的传统，以忠君爱国为行为的最高主旨，或得以或失意，或出世或入世，或忠顺或叛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都占据了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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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的文明，中国文人名士占据了太多重要的地位，联系着中国一代代文人从古至今的文化情结的必然是那始于春秋秉承于两汉归结于明清的中国文人风骨。中国古代的文人名士承袭着儒家学说的传统，以忠君爱国为行为的最高主旨，或得以或失意，或出世或入世，或忠顺或叛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都占据了重要地位。
《江山代有才人出》内容简介 ：
五千年的文明，卷轶浩繁，中国文人名士占据了太多太重要的地位。我始终认为，联系着中国一代文人从古至今的文化情结，是那始于春秋秉承于两汉归结于明清的中国文人风骨。在儒家的教导下许多风骨文人忠君爱国，然而实际上，他们继承的依然是一条统治者们认可范围内的优良传统，在这个优良传统中，千古文人们也总是每多欢乐，每多忧愁。于是，我们看到，失意落魄的文人傲骨嶙峋，位居险要的文人殚精竭虑，国破家亡的文人声嘶力竭，犹豫不定的文人踌躇前行。
相比李白“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诗文气魄，人们或许更加喜欢那个“……会嵇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篙人”个性飞扬、轻狂和桀骜不驯的李白。李白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非凡的抱负，奔放的激情和豪侠的气概，他多次以大鹏自比，“大鹏一日同风起，博摇直上九万里”。但是长安三年的失意而归，使他激昂的政治热情受到现实的冲撞。于是曾经的政治包袱便转化为怀才不遇的悲愤狂歌，从胸中喷涌而出：“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栗，弹剑作歌奏苦声。”另一方面，李白为排遣怀才不遇的忧愁，也提倡即使行乐的思想：“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我们不得不承认，一旦太白先生抱负得以施展，我们将失去一位伟大的“诗仙”，但我总时时地为他感到一种深切的惋惜和悲哀。
同李白一样不得志的文人很多，或许杜牧是比较隐蔽的一个。一开始很难想象舞榭歌台，青楼梦好的杜牧能有多少匡扶社稷的才情，然而在重读他的诗的时候，去惊奇地发现，诗人笔底有一种出奇的有志难抒的无奈和苍凉：“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更让人惊奇的是，杜牧还是一位敢于言政、论兵，具有出众才能的军事理论家。
这位风流绝代的诗人不但注释过《孙子兵法》，还曾写过《守论》、《战论》、《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等文章。他认为身居高位者务必文武双全。在《上周公书》中，他说：“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乱者，未有暴乱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国家者……安有谋人之国，有暴乱横起，戎狄乘其乱，坐于庙堂之上日：‘我儒者也，不能知兵。’不知儒者竟可知兵也，竞不可不知兵乎？”这也是对当时在朝政要之无能的尖锐批判。诗人将自己的风骨委身于熏天的奢靡里，在二十四桥凄冷的月色中，诗人醉生梦死，留下一串串冰冷的吟叹，这是后世的柳永所永远无法企及的。
而这之中，总有那么几个清高一点的，脱离仕途的诱惑翩然归隐。“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潜显然是一个典范，他将文人的风骨演绎到了另外一种境界。自首无成的陶渊明曾说：“老少同_死，贤愚无复数”，大为感叹生命苦短，长生乏术，对此，屈原之前就曾大发感慨：“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可叹年华流逝，英雄渐老，壮志未酬。然而，在同样的叹息之后，前者潜心归隐，后者却选择了完全相反的另外一种方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陶潜早年便有爱慕自然 '企羡隐逸的思想，所谓“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当他仕途不得志时，就更怀恋这种生活，“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 。所以,仕途十三载他一直“一心处两端”，行动上也是仕隐无常，直到请辞彭泽令。
嵇康的格式大家也太过熟悉，就勿庸多言。他不似李白、杜牧等人一心治国平天下，也不像陶潜等人带着无限的失望和遗憾离去，从古至今，没有几个人可以像他那样完完全全不理会种种名目堂皇的教条礼法、彻底地厌恶官场仕途。因此，人们对嵇康的心有太多揣测，也争议颇多。就编者来看文人之于社会，最大的贡献在于传扬高层次的精神，撒播先进的种子。嵇康生活的魏晋，一方面多有名士，一方面却又百般摧残，千头万绪，纠葛不清。嵇康明白，倘若自己身陷其中，也绝不可能改变黑暗现实于是他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用超拔的个人色彩扩张出了另一种精彩，在动荡的社会中掀起可一股高亢的纯真和刚健，其一啸、一弹、一死，留给晋朝，留给后人的是相当动人和清新的生命乐章。风骨之于嵇康，因其际遇不同而展现了不一般的色彩。但作为教化和震撼的哲学意义，则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作为一个站在社会最高层的文人，他的风骨同样衬托出一个时代的风貌。
中国古代的文人名士承袭着儒家学说的传统，以忠君爱国为行世的最高主旨，得以或失意，或出世或入世，或忠顺或叛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都占据了重要地位,其文其人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地鉴赏和领悟，编者也愿以此作为初衷和引领，和读者一起进入历史的殿堂。
亚马逊目录 ：
千古老子(节选)
黑暗王国里的一枚残烛
孟子的逻辑
远水救不了近鱼——说庄子
屈原：无路可走——再读圣贤
梦释韩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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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翻开《孟子》，赫然的就是“孟子见梁惠王”，司马迁为孟子作传，寥寥数十言中，也专门提及他见梁惠王。盖因梁惠王是孟子鼻尖的壁，前额的棒。孟轲先生数十年苦学儒家内功，练就一身“浩然之气”，自以为可以充塞天地之间，不料一见那个资质愚憨的梁惠王，梁惠王给了他当头一棒，让他理想的前额碰了个大包：他一句话就让孟子泄了那鼓胀澎湃的“气”。那一句话是什么?是：当孟子兴冲冲满怀自信地去大梁的魏廷见梁惠王，正要施其“善辩”的本领，来一番抵掌而谈，谈笑之间，平治天下。不料这梁惠王一见孟子，倒先不冷不热地来了这么一句：“老头子，你不远千里来我这里，是带来了什么对我国有利的东西么？”
孟夫子带来了什么7他只带来了“仁义”，有关“仁义”的道理。可人家不要“道理”，人家要实实在在的“利”。聪明绝顶悟性极高的孟子可能一下子意识到了，这是一个绝对功利的时代了，人们要的是“效益”，是可以量化的实惠。传统的思想已被人抛弃了。他所尊崇的东西经被现实毫不留情地“亵渎”了，他所学的“仁义道德”也已成了名，其实的“屠龙术”——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了需要仁义的“龙”，他磨出的宝剑已没有斩杀的对象。 于是我们在《孟子》中看到的是尴尬的孟子，左支右绌的孟子，捉襟见肘的孟子：他不能弃“仁义”而就“功利”，但为了让当代的大大小小诸侯们还买他的“仁义”，他只能殚精竭虑地证明“仁义”，乃是最大的“功利”，这是一种“削足适履”式的工作：他要削现实之足去适应他闭门造车造出来的“仁义之履”；而现实正如王子的舞鞋，他的“仁义”是可怜的“灰姑娘”，他必须让柔软娇嫩的灰姑娘的玉足适应现实的冰冷铁硬的“舞鞋”，才能在现实的舞台上翩翩起舞，并非“嫁于帝王家”。
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活。因为道德行为的目的如果是为了“利”，那也就有了“不道德”的嫌疑；而若没有“利”，则又不能鼓励人实行道德。况且，要证明道德的人一定得好报，实在是于理无据，于事无征。但孟子已没有退路了，他只有硬着头皮去做这件事。但这样一来，他的破绽也就大了。
孟子曾自诩他有两大优点，一是“知言”，一是善养浩然之气。所谓“知言”，乃是他认为他能洞察天下纷纷纭纭各家言论的漏洞，他把各种有毛病不严密的言论分为波辞(偏险诡辩之辞)，淫辞(夸大过分之辞)，邪辞(邪恶不正之辞)，遁辞(闪烁其辞之辞)，他说他能一一洞悉其奸，把它们批倒批臭。固然，先秦言论笔走偏锋，专认死理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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