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阅世六十年》读后感 ：
《读史阅世六十年》是作者一生追求**的历史，出身名门世家，尚能发奋图强，身处乱世而出类拔萃，厚重的家教，促使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大家。 ...... 【完全阅读本读后感】
本书写了作者做学问所持的态度和方法,内容十分丰富,我感觉读本书收获很大!印象深刻的是西南联大时期的一些大师们还有美国大学的一些办学的观念,十分精彩! 【完全阅读本读后感】
《读史阅世六十年》当当编辑推荐：
《读史阅世六十年》是一本自传，也是一个大时代的缩影；是一位雄心万丈的学者的成功史，也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艰忍负重的记录。
这是一本有分量的书，因为著者是有大成就的近代历史学者，也因为这位学者在书中无保留地讲了真心话。
——杨振宁
听刘心武解密“红楼”疑云；随“百家讲坛”破解“清十二帝疑案”；考古中国、解秘中国、探索发现……央视10套权威纪录片全收录，别错过！
本书是何氏一字一句回忆亲撰，书中并附有私人信札和学术评估密件，详述过去六十多年“读史阅世”的心得体会，反映出早辈留学海外的青年知识分子探求学问、开拓思想、融合中西文化的学思历程，也是近现代教育史、学术史辉煌的一页，实有传世意义。畅读本书，不仅可吸收何氏生平积累的治史心得，更可从他艰忍自强的性格和天生异禀的记忆力，重温体会中国过去百年的风云变幻。这确是一部启人深思的著作。
《读史阅世六十年》亚马逊编辑推荐：
《读史阅世六十年》是何氏一字一句回忆亲撰，内中并附有私人信札和学术评估密件，详述过去六十多年“读史阅世”的心得体会，反映出早辈留学海外的青年知识分子探求学问、开拓思想、融合中西文化的学思历程，也是近现代教育史、学术史辉煌的一页，实有传世意义。
由于近十余年主要研究对像是先秦思想中若干困惑学人两千多年之久的难题，本书的写作不得不时断时续，所以书中各章的形式和组织未能一律。为了多向读者提供第一性的“史料”，有些篇章在正文之后另加“专忆”或“附录”，甚至“专忆”之后再加附录。例如第一章“家世与父教”正文之后，就是既有“专忆”又有“附录”。“专忆1：何家的两根砥柱”用意在叙述并分析金华何氏一家（族）四房之中，即使是事业上最成功者，对族人真能提携资助的能力还是有一定限度的。紧接着再以此“专忆”用在“附录”里作为一个第一性的实例，以加强检讨近十余年来西方研究传统中国社会、家族和科举制度的主要学人对家族功能过分的夸大、对科举制度促进社会血液循环功能过分负面看法的错误。作为一部学术回忆，本书决不躲避学术上的重要争论。
这部学术回忆“上篇”国内之部与“下篇”海外之部，内容及写法颇有不同。主要是因为“上篇”代表个人学思历程中的“承受（receptive）”阶段，而“下篇”代表“学成”之后对史学知识的“奉献（contributive）”时期。由于中国大陆教育政策和制度革命性的改变，“上篇”回忆和评估的重点──前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及联大兼容并包、自由思辨的学风，留学考试专科及英文写作要求的水平等等──目的都在探索提供“标准”，以备华语世界今后发展通识教育的参考。
年代上，“下篇”涵盖过去半个多世纪。开头两章详述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工作的每个阶段，特别注重博士最后科目（英国史、西欧史）口试中长达两小时的问答。这是因为这种一向被公认是博士候选人最“难”的一关，不仅最足反映知识承受的深广度，而且是胡适以降几代人文社科留学生从未谈及的要目。其余诸篇章性质大致相同，都在陈述教学、选校、攻治中国史上一系列重要课题的经过与成果。但“下篇”决不是传统式的学术编年；相反地，穿插了不少有关不同校风、校际竞争、个人专业内外的学术交游和论辩等等，正是为了避免学术编年的单调和枯燥。
畅读本书，不仅可吸收何氏生平积累的治史心得，更可从他艰忍自强的性格和天生异禀的记忆力，重温体会中国过去百年的风云变幻。这确是一部启人深思的著作。
《读史阅世六十年》内容简介 ：
何炳棣是中国早年考取庚子赔款奖学金到美国留学的青年学子。去国之时，正值国内战乱相寻、国际政治经济进入旷古未有之变局。他在北美洲做研究有半个多世纪，是见证二战后西方中国学（China studies）勃兴的第一代中国年青学人，又被西方中国学界公认为中坚人物之一。由于西方中国学的研究范畴和观点远较传统西方汉学宽广、富现实意义，它至今已成为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不可或缺的部分。何氏的亲见亲闻，弥足珍贵。
《读史阅世六十年》是何氏一字一句回忆亲撰，内中并附有私人信札和学术评估密件，详述过去六十多年“读史阅世”的心得体会，反映出早辈留学海外的青年知识分子探求学问、开拓思想、融合中西文化的学思历程，也是近现代教育史、学术史辉煌的一页，实有传世意义。
由于近十余年主要研究对像是先秦思想中若干困惑学人两千多年之久的难题，本书的写作不得不时断时续，所以书中各章的形式和组织未能一律。为了多向读者提供第一性的“史料”，有些篇章在正文之后另加“专忆”或“附录”，甚至“专忆”之后再加附录。例如第一章“家世与父教”正文之后，就是既有“专忆”又有“附录”。“专忆1：何家的两根砥柱”用意在叙述并分析金华何氏一家（族）四房之中，即使是事业上最成功者，对族人真能提携资助的能力还是有一定限度的。紧接着再以此“专忆”用在“附录”里作为一个第一性的实例，以加强检讨近十余年来西方研究传统中国社会、家族和科举制度的主要学人对家族功能过分的夸大、对科举制度促进社会血液循环功能过分负面看法的错误。作为一部学术回忆，本书决不躲避学术上的重要争论。
这部学术回忆“上篇”国内之部与“下篇”海外之部，内容及写法颇有不同。主要是因为“上篇”代表个人学思历程中的“承受（receptive）”阶段，而“下篇”代表“学成”之后对史学知识的“奉献（contributive）”时期。由于中国大陆教育政策和制度革命性的改变，“上篇”回忆和评估的重点──前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及联大兼容并包、自由思辨的学风，留学考试专科及英文写作要求的水平等等──目的都在探索提供“标准”，以备华语世界今后发展通识教育的参考。
年代上，“下篇”涵盖过去半个多世纪。开头两章详述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工作的每个阶段，特别注重博士最后科目（英国史、西欧史）口试中长达两小时的问答。这是因为这种一向被公认是博士候选人最“难”的一关，不仅最足反映知识承受的深广度，而且是胡适以降几代人文社科留学生从未谈及的要目。其余诸篇章性质大致相同，都在陈述教学、选校、攻治中国史上一系列重要课题的经过与成果。但“下篇”决不是传统式的学术编年；相反地，穿插了不少有关不同校风、校际竞争、个人专业内外的学术交游和论辩等等，正是为了避免学术编年的单调和枯燥。
畅读本书，不仅可吸收何氏生平积累的治史心得，更可从他艰忍自强的性格和天生异禀的记忆力，重温体会中国过去百年的风云变幻。这确是一部启人深思的著作。
《读史阅世六十年》作者简介 ：
何炳棣，浙江金华人，1917年生于天津，1934年就读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从蒋廷黻、刘崇铉、雷海宗、陈寅恪及冯友兰等名教授学习。1938年大学毕业，旋前往大后方云南，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助教及教员。1944年考取第六届庚款留美公费，并于次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及西欧史，1952年以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英国的土地问题、土地改革运动及土地政策为题获博士学位。何炳棣获得博士学位前，已于1948年前往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63年转往美国芝加哥大学，1965年更荣任同校汤普逊（James Wesffall Thompson）历史讲座教授；1966年获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75—76年被公推为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会长，乃该学会的首位亚裔会长，也是迄今唯一的华人会长；1979年获选为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1997年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高级研究员。由于其学术贡献厥伟，他还被香港中文大学（1975）、劳伦斯（Lawrence）大学（1978）及丹尼森（Dennison）大学（1988）赠予荣誉法学及人文科学博士的学位。1987年何炳棣教授退休，嗣往加州大学鄂宛（Irvine）分校，任历史社科杰出访问教授，1990年第二次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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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国内篇
第一章 家世与父教
专忆1 何家的两根砥柱
【附录 家族与社会流动论要】
第二章 天津私立第一小学
……
当当书摘插图 ：
三十年代的清华历史系
早在旧制的最后四、五年内（1925-29），清华学堂曾创办过“清华国学研究院”。这所极不平常的国学研究院，师的选择极严、人数极少，而国史方面仅有的梁启超（1873-1929）、王国维（1877-1927）和陈寅恪（1890-1969）三位大师就已“富可敌国”了。该院对所收研究生国学基础要求之高而且专是古今罕有的。但是，原来作为留美预备的清华学堂行将改为四年制的国立清华大学，文、理、法、工四部诸系亦行将共筹创建一所规模完整的研究院之际，一所没有本科基础，只收专门国学人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在体制上就与全校发展计划发生无可调和的冲突。再加上人事方面王国维的自杀（1927）和梁启超的长期告病，1929春清华国学研究院就宣布永久停办了。1 在改制以后的历史系和中国文学系，陈寅恪是国学研究院硕果仅存的大师了。由于这种历史关系，更由于近廿年来国际汉学界对陈寅恪文史贡献的研究和讨论十分热烈，前后刊出不少篇论文和一本论文专集，目前不少学人认为陈寅恪是所谓的“清华历史学派”（如果这个名词是恰当的话）的核心。
事实上，三十年代的清华历史系决不是以陈寅恪为核心的。自1929春蒋廷黻先生由南开被聘为清华历史系主任以后，历史系的师、课程和研取向都有很大的改革。与当时北大、燕京、辅仁等校的历史系不同，蒋先生强调外国史（西洋和日、俄史）的重要。在《清华周刊》1934年六月一日的“向导专号”他明白指出：“就近两年论，史学系每年平均有二十二种课程，其中中外史各占一半。”2
1980年被访问时，我对三十年代的清华历史系曾作了以下扼要的回忆：
当时陈寅恪先生最精于考据，雷海宗先生注重大的综合，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专攻中国近代外交史，考据与综合并重，更偏重综合。蒋先生认为治史必须兼通基本的社会科学，所以鼓励历史系的学生同时修读经济学概论、社会学原理、近代政治制度等课程。在历史的大领域内，他主张先读西洋史，采取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长处，然后再分析综合中国历史上的大课题。回想起来，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才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清华历史系的方针虽然比较高瞻远瞩，不急于求功，可是当时同学中并非人人都走这条大路。我自问是一直真正走这条道路的。０
蒋先生革新和发展清华历史系的主要措施有四。
一、首先由武汉聘请雷海宗先生回母校主持中国通史这门奠基课程。雷先生无疑义是当时国内对欧洲中古史和宗史了解最深刻的学人。他1922年清华学堂毕业后，在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辅修哲学，五年之内完成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之后，不久即在中央大学和金陵女大开始以文化形态史观试图建树中国通史的宏观理论架构。雷先生的中国通史引起多数学生极大的兴趣和好奇心，但在系内不是完全没有非议的。4
二、利用清华研究院为国家培植历史研人才，内中一部分可以配合清华历史系的需要。清华研究院的最大吸引力是：学生的课程和论文如皆能达到相当水准，可由清华资送出国深造。根据已有研资源，研究生只能自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和清史之间选择其一作为主修对象，好在选择中西史课程的范围是非常之广。兹将清华历届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年份及论文题目排列见下表。
案：以上邵循正、王信忠、张德昌皆分别资送至巴黎、东京及伦敦深造，学成后返校任。朱延丰毕业时虽不免失望，两年后考取中英庚款。姚薇元先生后执于武汉大学，与唐长孺授同为武大中国中古史之砥柱。
三，蒋先生另一培植清华历史系所需人才的办法，是给予有研究能力的助以三年左右的时间去准备开新课。如同1934秋我入学时，吴已先此升为员，正式开讲明史新课了。他同时还协助蒋先生指导高年级及研究生有关清代制度及内政问题的研究。我入学时谷霁光已是教员，唯尚无机会参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方面的授课。杨凤歧任助教及教员满五年后，利用清华休假的待遇去罗马大学专攻意大利史。
四，蒋廷黻和刘崇鋐先生还利用清华留美公费（亦即中美庚款）考试的机会，为国家、为清华造就史学人才。例如1934年举行的第二届留美公费考试，清华的助杨绍震考取美国史门。此年刚刚毕业成绩优异的夏鼐原本也想投考美国史门，但他因未曾学研究两年，只有由系保送才有投考资格。刘崇鋐当时代理系主任，只允许保送夏鼐报考考古学门。不期这个临时的“权宜”却决定了夏鼐（1910-85）一生光荣的使命──使新中国的考古成为人文及社科方面成果最丰盛辉煌的专业，赢得举世的赞扬。此处必须提到的史实是：夏鼐本是从蒋廷黻专攻清史的，他1934年的学士论文“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几月后即在《清华学报》刊出了。为培植俄国史专家，清华第四届（1936年）留美公费考试中设有一门“东欧史”（因明称俄国史太显眼），奖金获得者是清华第五级（1933夏毕业）的朱庆永。
经过蒋先生几年的整顿，我入学以后历史系专任的七位授、两位讲师（相当后来的副授）和一位员所开的课程已具相当规模（见页71）。
此外，一些有关中国的专史，例请外校学者充任兼任讲师分别开课。1934年有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史等等，唯此等课程历年都有更动，但后起之秀谭其骧的中国地理沿革史已开始博得好评，与张星烺的旧课中西交通史都成为经常开设的专史了。
蒋廷黻先生在他生命最后的数月中，在他的母校哥伦比亚，曾以口述方式对改革清华历史学系作了以下的评估：
不是因为战争爆发，我们循此途径继续努力下去的话，我坚信：在十或二十年之内清华的历史系，一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全国唯一无二的历史系。……
对我所提倡的这些政治及社会科学的观念，同寅们常常交换意见。很幸运，校长和评议会都同意我们的作法。因此，清华拟订一套适合中国学生的课程。如果有人有兴趣比较一下清华1929年与1937年的异同，他一定会发现在课程方面有很大的改变。此举，我认为是对中国育的一大贡献。我一直感到快乐，因为我在这方面曾略尽绵薄。
三十年代清华历史系的课程、人才、研取向似已较国内他校均衡、合理、“完备”。课程模式略同美国哈佛、哥大等一流大学，不过具体而微而已。清华中国史课程的比例要高过美国大学中美国史的比例，这是因为美国与西欧究竟是文化同源，而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和文化具有根本性的差异。最重要的是清华毅然决然采取西方人文通才教育的取向。清华历史系这种社会科学、中西历史、考证综合、兼容并包的政策，七七抗战前夕业已初见成效，若无战争干扰和意识形态断裂，理应会于二十世纪后半结出累累果实的。
三十年代清华历史系的优点，竟能部分地突显于本年（2000）七月三日下午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及相关各所负责人的会谈中。茶休之前数分钟，语言学家丁邦新院士坚决主张从中院现有人文诸所中分出新所，以求研究方面进一步的专业化。茶后林毓生院士发言，谓原创性贡献必须先有闳博的知识和工具基础，创新有赖优良的传统。林院士的发言引起我提出与丁邦新先生针锋相对的意见。我首先以本人在清华二、三年级时选修和自习的课程为例──雷海宗先生修正形态史观、启人深思的宏观中国通史；先自读，后名义上选修的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孔繁先生的欧洲中古史；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史（写论文代考试）；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陈之迈先生的近代政治制度；刘崇鋐先生的欧洲十九世纪史（考试加研究性的读书报告）；自修但受刘师指导的欧战前外交史名著数种；第一二年德文，自己课外选读德国外交档案若干件──以说明这样性质不同的课目，即使集合目前中研院人文诸所为一校，还是不能满足求知若渴的青年的需要，更不必提前无古人如陈、冯等大师的课了。若非及冠之年初尝驰骋中外古今之乐，一生怎能有最低必要的胆识持续国史攻坚的工作！？茶后丁邦新已不在场，但在座同仁多以我的意见为然，甚至有对我明说：“这种话你应该多说几次。”
其实，我所说的不过是三十年代清华历史系一个小小的例子。类此而又放之宇宙而皆准的话，是新故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先生对中院内外学人曾不只一次说过的一条物理学原理：“无限（倍数）的无限小的总值仍是无限小。”这才是对目前主张学术极端部门化者的当头棒吓。很幸运，在我锻炼思维的关键岁月，清华历史系已甩掉国学中过于繁琐考证的桎梏，供给我一个清新的文化园地去往“大”处想，至少初步向“大”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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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的清华历史系
早在旧制的最后四、五年内（1925-29），清华学堂曾创办过“清华国学研究院”。这所极不平常的国学研究院，师的选择极严、人数极少，而国史方面仅有的梁启超（1873-1929）、王国维（1877-1927）和陈寅恪（1890-1969）三位大师就已“富可敌国”了。该院对所收研究生国学基础要求之高而且专是古今罕有的。但是，原来作为留美预备的清华学堂行将改为四年制的国立清华大学，文、理、法、工四部诸系亦行将共筹创建一所规模完整的研究院之际，一所没有本科基础，只收专门国学人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在体制上就与全校发展计划发生无可调和的冲突。再加上人事方面王国维的自杀（1927）和梁启超的长期告病，1929春清华国学研究院就宣布永久停办了。1 在改制以后的历史系和中国文学系，陈寅恪是国学研究院硕果仅存的大师了。由于这种历史关系，更由于近廿年来国际汉学界对陈寅恪文史贡献的研究和讨论十分热烈，前后刊出不少篇论文和一本论文专集，目前不少学人认为陈寅恪是所谓的“清华历史学派”（如果这个名词是恰当的话）的核心。
事实上，三十年代的清华历史系决不是以陈寅恪为核心的。自1929春蒋廷黻先生由南开被聘为清华历史系主任以后，历史系的师、课程和研取向都有很大的改革。与当时北大、燕京、辅仁等校的历史系不同，蒋先生强调外国史（西洋和日、俄史）的重要。在《清华周刊》1934年六月一日的“向导专号”他明白指出：“就近两年论，史学系每年平均有二十二种课程，其中中外史各占一半。”2
1980年被访问时，我对三十年代的清华历史系曾作了以下扼要的回忆：
当时陈寅恪先生最精于考据，雷海宗先生注重大的综合，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专攻中国近代外交史，考据与综合并重，更偏重综合。蒋先生认为治史必须兼通基本的社会科学，所以鼓励历史系的学生同时修读经济学概论、社会学原理、近代政治制度等课程。在历史的大领域内，他主张先读西洋史，采取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长处，然后再分析综合中国历史上的大课题。回想起来，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才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清华历史系的方针虽然比较高瞻远瞩，不急于求功，可是当时同学中并非人人都走这条大路。我自问是一直真正走这条道路的。０
蒋先生革新和发展清华历史系的主要措施有四。
一、首先由武汉聘请雷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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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阅世六十年》是一本自传，也是一个大时代的缩影；是一位雄心万丈的学者的成功史，也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艰忍负重的记录。
这是一本有分量的书，因为著者是有大成就的近代历史学者，也因为这位学者在书中无保留地讲了真心话。
——杨振宁